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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禮儀之爭,清統治者的對外態度發生了大變化


- 2018年7月17日10時48分
- 歷史文摘 / 邵雍教授觀近代

邵雍教授觀近代

王開璽,男,1949年10月10日生,漢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黨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國風煙》,《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清通鑑 道光卷》。

通觀清代的歷次禮儀之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清統治者的對外態度發生了大變化。如果說乾隆時期清統治者的天朝大國心理,尚有其存在的客觀政治、經濟基礎,清統治者尚表現出一定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寬容豁達和充滿自信的大國鳳度。

歷次禮儀之爭,清統治者的對外態度發生了大變化圖片


那麼,到了嘉慶年間,特別是道、咸時期,清統治者的天朝獨尊思想則完全變為海市墾樓式的盲目虛驕,充分暴露出清統治者的遷謬腐朽;如果說同治時期清統治者在天朝大國迷夢破產後,仍頑固地不肯承認這一現實,仍力圖以阿O式的方法自我陶醉,那麼,光緒庚子年後的嚴酷現實,迫使清統治者既不能再以天朝大國神話欺人,也不能自欺自愚了,頑固的「駝鳥」也不得不把藏在沙堆中的頭抬了起來,正視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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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859年以前中外禮儀之爭的總趨勢是清政府居千主動地位是力圖屈人而從已那麼自此以後清政府則漸居於被動地位不得不屈己而從人了;如果說乾嘉時期中外禮儀之爭的原因在於中外政治體制,文化意識,價值觀念等的不同,同治時期中外禮儀之爭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列強力圖以強權政治打破清王朝的天朝大國意識,強迫清廷在國家交往中遵循資本主義國家慣例,那麼,光緒庚子年後中外禮儀之爭的原因,則完全是列強喪失理智,毫無根據的「欲泄其攻館(指義和團運動期間圍攻外國使館的戰鬥)之忿」的帝國主義報復心理。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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