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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東說科學精神:中國1919年缺乏,2019年依然缺乏


- 2018年8月13日13時48分
- 歷史文摘 / 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

科技日報8月13日消息,剛剛過去的周末,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的」2018世界科技創新論壇「,匯聚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企業家、國際知名智庫成員等,把脈中國和全球創新議程。

8月12日上午,科技日報社總編輯劉亞東應邀在大會上做了題為「用科學精神引領創新」的主旨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明年是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對科學的呼喚已經迴蕩了整整一個世紀。說起科學,人們很容易理解為科學知識,其實它還包括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其中,科學精神是統領,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來,1919年的中國缺乏科學精神,2019年的中國依然缺乏科學精神。

為什麼這樣說?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科學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來說,我們的原始創新能力低下,基礎研究薄弱,重大理論突破和原創引領性成果乏善可陳。你可以找出一千條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學精神缺失。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

科學精神缺失的影響決不僅限於科技界,而是全社會的。比如,與健康有關的謠言層出不窮,而且在中國特別容易流傳。《科技日報》每個月底拿出一個整版來闢謠,還是辟不過來,因為謠言太多了。可謂謠言滿街跑,真相還沒穿上鞋呢。公眾寧願盲從某些「名嘴」關於敏感問題的臆斷,而不願尋找和相信科學的答案。

誠信問題深深地困擾著我們的社會,而始作甬者也是科學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訂約和守約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重要標誌。能夠訂約和守約的人必定是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而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那麼,什麼才能造就獨立人格?古希臘人給出了經典的答案:科學。獨立的人格來自於被科學武裝起來的強大內心,依託於在自然規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質。可以說,契約精神與科學精神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有著一種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繫。

《科技日報》2018年5月28日頭版頭條推出新專欄「科學精神面面觀」。開欄篇是本報記者的一篇報導《60萬元「土豪保鮮針」扎出無知和愚昧》,並配發專家點評,我寫了開欄的話。此後,我們又相繼推出了「科學精神論場」「科學精神名家談」「科學精神連著你我他」等一系列相關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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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總稱。

科學精神是一種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它由科學性質所決定並貫穿於科學活動之中。它一方面約束科學家的行為,是科學家在科學領域內取得成功的保證;另一方面,又逐漸地滲入公眾的意識深層。

科學精神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它包括批判質疑,求真務實,不懈探索,勇於創新,兼容並蓄,寬容失敗等等。特別要強調兩點。一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成果劃等號。從長遠看,科學精神和科學成果肯定是正相關的,但在較短時期內卻不一定。缺乏科學精神的支撐,你或許可以暫時取得一些科學成果,但註定不會走得久遠。二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家劃等號。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崇尚、踐行科學精神,也不能成為科學精神的化身。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來。

科學是舶來品,不是我們的土特產,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水土不服。「西學東漸」也是一個外來詞,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文化兩次傳入中國的艱難曲折過程。

明朝萬曆年間,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此時,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西方開始迅猛發展,而中國尚處於蒙昧狀態,從而形成巨大勢差。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播科學和技術,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有所觸動。但總體上講,中國從士大夫到平民的各個階層,對宗教和科學都是不買帳的。到了清雍正時期,開始禁教。乾隆皇帝更絕,乾脆把傳教士趕出了中國。就這樣,歷時150年的第一次西學東漸無果而終。

和第一次西學東漸相比,第二次西學東漸來得可不是那麼和風細雨、潤物無聲。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開路,把鴉片和科學一起打包,硬塞給了中國。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魯得很!中國社會開始逐漸接受西方學術思想。這一方面是懾於淫威,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

清代啟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所謂「師夷」,就是向西方學習。今天看來,這是很普通的主張,但在那個時代,這可是石破天驚之論,因為人們滿腦子都是「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

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推翻帝制到五四運動,在近80年的時間裡,東西方文化在中國劇烈碰撞。這次西學東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之大,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媲美。經過西學的洗禮,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開始改變,社會變革也隨之發生。在此過程中,一些思想先驅應該被人們銘記。他們是林則徐、魏源、嚴復、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胡適、魯迅、陳獨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科學精神的認知也在探索中不斷加深。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令,其後國家又出台了發展科學技術的「12年規劃」,並且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然而,那個時期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農兵。特別是「文革」十年內亂讓中國現代化進程遭受最嚴重挫折,科技事業也走進了嚴冬。

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給中國帶來了科學的春天。就是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著名論斷。1988年,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提出這些論斷,無疑表現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並且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今天看來,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討論和釐清。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們既有結合的一面,也有分離的一面。漢語裡合二為一的簡稱"科技"帶來很多麻煩,把人們搞糊塗了,認為科學和技術差不多,沒多大區別。不僅普通老百姓這樣認為,一些政府官員,包括科技系統的管理工作者也這樣認為。

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它們的目標任務不同,途徑手段不同,因而管理方法也不同。

用管理科學研究的辦法管理技術開發,或者用管理技術開發的辦法管理科學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這兩個概念,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我們國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說技術是生產力,沒有問題;要是說科學是生產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條件。


首先,在數千年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儘管人類始終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學,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我們很難找到科學發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例證。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時代如此,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的時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學變成了生產力,那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迄今不過兩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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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學是分學科的,也有應用科學和基礎科學之分。有些科學是生產力;有些現在不是,將來有可能是;還有一些永遠都不是。比如,數論研究的很多問題,如果從實用角度看是沒有價值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孿生素數猜想「一旦被證實,會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改變。但這些數論研究是不是科學?當然是!很多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揭示自然規律,探索自然奧秘,它們並非以促進生產力為目的,也不可能轉化成生產力。開展這些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事實上,促進生產力只是科學發展的一種派生效應。如果只是從生產力的視角審視科學,那是對科學的矮化。

舉個例子。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的一千年里,由於封建割據和天主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中世紀的歐洲貧困、落後、愚昧。那時候的歐洲人把自然界許多無法理解、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都歸因於魔鬼或天使,因而常常感到焦慮、恐懼和不安。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又爆發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隨之興起。科學興起的結果是祛魅。這個詞在英語裡也很生僻,叫Disenchantment。所謂「祛魅」,用我們的話說就是破除迷信。把魔鬼、天使趕走,用理性解釋世界,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此之後,歐洲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正是由於啟蒙運動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學興起,直接推動歐洲國家從宗教神權社會轉型為世俗社會,並開啟了它近四百年的現代化歷程。

由此可見,生產力這個「筐」里遠遠裝不下科學。今天的人們更應該超越對科學的這種功利化的膚淺理解。科學能夠做什麼?它能帶來人的全面發展,進而推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

大家經常說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其實,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學。你尊重了科學,自然也就會尊重人才和知識。這是一個標和本的關係。

弘揚科學精神絕不僅僅是科學共同體的內部事務,它關乎我們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們說,在科學精神指引下的創新活動,才是富有活力、充滿希望的。

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這是《科技日報》的辦報宗旨,我希望它也能成為我們的國家意志和全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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