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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蒂爾及他的華人教父朋友郭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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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1日00時48分
- 歷史文摘 / 金羊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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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私人訂製


導讀:馬哈蒂爾以92歲高齡訪華,在毛衣衝突和帶路爭議下,馬來西亞將成為這兩天的焦點議題。

作為縱橫東南亞60年的政治強人,馬哈蒂爾人生巔峰時期與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科斯舉世並雄,四人號稱東南亞的四大政治強人,他們也是東南亞「亞洲四小虎」的締造者。

只不過1997/199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蘇哈托、馬科斯和他們領導的國家拖入萬劫不復,兩大政治強人也身陷囹圄晚節不保。而締造東南亞之光的新加坡教父李光耀業已作古三年。

只有馬哈蒂爾還活著,且還能再92歲高齡領導新的政治力量「希望聯盟」推翻了執政了60年的馬來西亞國民陣線。老而彌堅。政壇不倒翁。

想起前不久讀過的郭鶴年自傳。郭鶴年95歲,作為馬來西亞華人首富,70年來,同樣是東亞財閥的不倒翁。他與馬哈蒂爾的關係,時友時敵,這取決於時勢和利益。

幾個月前,當92歲的馬哈蒂爾擊敗納吉布當選馬來西亞新一屆總理時,久居香港的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專程返回大馬向馬哈蒂爾道賀,「you save our country」.


馬來西亞這塊地方,強人的土壤。

60年來東南亞華人教父與時俱進始終處於不敗之地,與他們時刻轉換自己的角色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政商關係息息相關。郭鶴年便是其中的王者。風雲90載,縱觀人類商業文明,做到如此境界的家族和個人並不多見。郭鶴年的人生心路歷程也是大陸土豪的明日資治通鑑。

文章:郭鶴年,東南亞教父傳奇六十載

作者:浮雲君

當92歲的馬哈蒂爾擊敗納吉布當選馬來西亞新一屆總理時,久居香港的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專程返回大馬向馬哈蒂爾道賀,「you save our country」.

自從2005年離開大馬之後,這還是郭鶴年第一次回國,他同時接受了馬哈蒂爾的邀請出任大馬經濟顧問。

郭鶴年95歲,馬來西亞首富;馬哈蒂爾92歲,二戰後東南亞四大強人唯一的倖存者。在兩人過去長達60年的交往中,兩人時而為盟友,時而關係緊張,但總得來說,郭鶴年是一個深諳東南亞式政商之道(他在自傳中也反覆提及這一點),甚至有些八面玲瓏的東南亞華人大亨,激進的傳媒會稱他為東南亞裙帶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

不過,在郭鶴年2017年的自傳中,他耿直且坦誠,即便面對政治領袖,也是該罵就罵,不留餘地。他並沒有提及馬哈蒂爾;倒是反覆提到他與馬來西亞開國三任總理的交往。他直言不諱地批判政治領袖最終沒能頂住壓力,向宣揚馬來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屈服。他應該斷然不會接受裙帶資本主義的指責的。

郭鶴年是二戰後東南亞歷久彌新的不敗教父,人們叫他亞洲糖王、酒店大王、傳媒大王、糧油大王,地位之高可媲美超人李嘉誠。300多頁的自傳,郭鶴年以今日之地位,卻顯罕見的坦誠,娓娓道來90多年財富、政治和人生之心路歷程,他甚至並不避諱自己的致富之道。

從少年往事(對父親的反抗、對母親的依戀、對兄長郭鶴齡的追憶都成為洗盡鉛華之後的人生底色),到二戰後的篳路藍縷艱辛創業……1960年代年輕的偉大交易員郭鶴年在倫敦一戰成名,一躍成為亞洲糖王,又在歷史轉折的前夜與中國巧妙結緣;1970年轉戰新加坡和香港後,郭以香格里拉進軍地產和酒店業再啟人生第二次高峰,繼而1980年代進入中國大陸,享盡東南亞和中國六十年制度變遷之紅利。

郭的60年就是東南亞華人大亨的60年。

二戰是郭鶴年和他家族生意的關鍵起點。和李光耀一樣,他是一個種族情結相當深的人,痛恨殖民主義對東南亞的控制和掠奪,作為華人尤其痛恨日本人的侵略,但第一桶金恰恰來自他二戰中服務的日本殖民者。

1960年代,他從小米麵粉貿易進軍到糖業,商業帝國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印尼,並最終在倫敦一戰中享譽西方——1970年,他搶在世界糖價上漲之前,收購了大批原糖,並投巨資於白糖期貨貿易。隨著糖價的上漲,他一舉購進60萬馬元,震驚了國際糖交易市場。郭鶴年藉此控制了大馬糖業市場的80%,同時通過多邊貿易,每年控制的食糖總量達150萬噸左右,約占當時國際糖業市場的20%。年僅40齣頭的郭鶴年,登上了

「亞洲糖王」的寶座。

郭鶴年是如此總結他的成功經驗的:他感謝少年時代在新山英文書院和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接受的英式教育,使得他一個黃種人能夠在倫敦上流社交中遊刃有餘。

這是東南亞教父不同於台灣王永慶和內地新興富豪的一個明顯標籤:一個典型的東南亞教父成功的必備條件是通曉多種語言,具有一種以上的文化身份,與殖民者和當地的政治貴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澳門賭王何鴻燊本身就是歐亞人,郭鶴年的第一任太太也是歐亞人。

60年來東南亞華人教父與時俱進始終處於不敗之地,與他們時刻轉換自己的角色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政商關係息息相關。

1960-1970年代之前,東南亞華人教父讓自己的子女接受英國式精英教育,與歐亞人通婚,並採取與殖民者合作的方式獲取特許經商牌照。1970年代東南亞民族獨立後,華人教父又成為各國民族獨立建國領袖的重要倚重力量。郭鶴年自傳中描述過他和馬來西亞三代總理、新加坡的開國總理李光耀、印尼獨裁者蘇哈托的交往過往。20世紀中後期亞洲四小龍崛起,東南亞四大威權強人——李光耀、馬哈蒂爾、蘇哈托、馬科斯,前三者都是郭鶴年重要的政治盟友,甚至商業夥伴(郭鶴年印尼的麵粉廠和糖業加工廠,是與蘇哈托代理人、印尼大亨林紹良合作的)。

郭鶴年在馬來西亞柔佛新山長大,他的父親是第一代創業者,儘管他對父親多有不滿,但他的父親為他提供了很好的教育和政商資源——郭鶴年兄弟三人都畢業於新山英文學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萊佛士學院,這是二戰前殖民主義培養本土精英的貴族學校。郭父與馬來貴族出身的巫統創始人拿督翁是麻將桌牌友,而郭鶴年與拿督翁的兒子——馬來西亞第三任總理胡先翁在同一所學校就讀過。李光耀都與郭鶴年則有同學之誼,他們都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這些人從中學時的校友逐步成為日後重要的政商夥伴,一個人青年時期的朋友圈對一個人的成功有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麵粉還是糖業生意,無論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印尼,政府都是郭鶴年的重要商業夥伴。獲取政府的關稅保護、特許經營牌照是東南亞教父的基本商業模式。

1970年代,隨著香港自由港的崛起,香港相較新加坡更低的稅率吸引東南亞大亨從新加坡轉戰香港,紛紛投身房地產、酒店等產業。

1970年代以後,東南亞教父又適時投向了北京的懷抱,當然在北京最困難的時期,也是他們慷慨援手。1973年,在中國缺糖缺外匯的困難歲月,當時已經被封亞洲糖王的郭鶴年成為北京的重要夥伴,慷慨援手幫助中國拿下30萬噸原糖和500萬美金的外匯。郭鶴年與華潤中糧合作多年,日後正是藉此人脈進入大陸,著名的金龍魚品牌就是郭氏家族的。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國開始承諾不再支持東南亞的共產黨武裝力量,不再向東南亞輸出革命。郭鶴年又一次成為吉隆坡和北京之間的傳話人,他的共產黨哥哥郭鶴齡及他與中國非同尋常的關係都讓他成為馬來西亞和中國對話橋樑的不二人選。郭鶴年最終促成馬來西亞政府與馬共領袖陳平簽署和平協議,馬共走出叢林,一個時代就此落幕。

郭鶴年的二哥郭鶴齡是馬共早期領袖,宣傳負責人,1950年代死於英國殖民者之手。郭鶴齡為普羅大眾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情懷一直感染著郭鶴年,郭在自傳中詳細描述了兄長對他的忠告——政治與經濟是緊密相連的,政治與生活更是密不可分,當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會緊纏著你。

1979年後,東南亞華商成為北京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投資者,北京當然不會忘記老朋友們,中國經濟騰飛40年,也給東南亞大亨報以非常豐厚的回報。郭鶴年非常崇拜鄧小平,接受過中國五代領導人的接見,對586評價也非常之高。

郭鶴年的名言——「我的心分成兩瓣,一瓣是愛我生長的國家,一瓣是愛我父母生長的家鄉。」

自傳一氣呵成,故事之外,郭鶴年關於交易、商業與經營、政商之道的吉光片羽成為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他是一個耿直boy,對曾經的政治盟友、商業partner有一說一,比如對馬來西亞開國領袖的不滿,對倫敦食糖交易商夥伴、印尼重要合伙人林紹良家族不歡而散的合作過往至今仍耿耿於懷……

郭鶴年是一個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人,而馬哈蒂爾恰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是馬來人至上的鼓吹者,曾經宣稱,華人不能擔任政府高職,是因為華人握了馬來西亞大部分財富。只有在馬來人掌控30%的企業股權後,馬來人才準備放手對政治的控制權。了解東南亞富豪的成長史,才知道東南亞複雜的種族和殖民史對華人商業帝國的影響,東南亞各國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曾反覆爆發過屠殺華人的暴動,但這絲毫不影響華人大亨與東南亞威權統治者諸如李光耀、馬哈蒂爾、印尼蘇哈托、菲律賓馬科斯的良好關係。

總的來說,東南亞華人教父與東亞日韓財閥是顯著不同的兩種「生物」。李嘉誠郭鶴年縱橫半個世紀,橫跨東南亞和中國內地,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算不上是真正的企業家。縱觀東南亞貿易大亨和房地產大亨的成長史,政治經濟背景和時勢不過是個人成就的土壤,他們得以成功的商業模式和家族企業管理形式擺脫不了某種程度前現代色彩,比如特許經營模式背後的裙帶資本主義,比如神秘的東方家族式企業管理模式。

這些華人教父既不是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三星李氏家族這樣的實業家,更不是美國式矽谷精英。寫亞洲教父的斯塔威爾認為以日本為首的東亞模式(韓國和台灣是日本模式的追隨者)至少有三點不同於東南亞模式,首先,日本、韓國和台灣都進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確保了他們享受自下而上的發展過程中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資金去創造更好的生活。二,東亞模式的第二個特點是政府要挑選經濟贏家時——它們會支持有技術創造力的製造商和公司。在日本、韓國和台灣,幾乎所有受政府支持的公司都是家族公司,而且習慣於行賄官員,但那些公司不止限制於貿易和服務業。東南亞教父們儘管富甲天下,但卻始終沒有打造出類似三星和現代這樣的全球製造業品牌。

東亞是政府主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重商主義,而東南亞,帶有鮮明的殖民主義特色的裙帶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世界歷史上,在歐美之外,只有日本韓國完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化,進入了已開發國家行列。

過去四十年,中國先學日本韓國,再追美國,誕生過製造業為核心的實業家,也誕生了美國矽谷精英翻版的網際網路新貴。然而,在這些媒體捧為中國企業家力量的群體背後,過去十年中國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大量民營資本開始介入到了金融領域,形成了各種形形色色的資本譜系,與帶血籌碼的民營企業原罪一樣,這些資本譜系與政治力量相互倚重,成為見不得陽光的可怕力量,並在過去幾年中,試圖陽光化和攫取更多的政商話語權。你也可以稱這些人為中國式教父,一種帶有裙帶資本主義傾向的大鱷。

而裙帶資本主義,恰是東南亞始終不能躋身工業化國家的癥結,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這種批評達到了高潮。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吳敬璉就一再警惕中國要避免走上裙帶資本主義的不歸路——始於1990年的商品價格自由化並沒有讓行政干預從市場中撤離,尋租的基礎仍然存在;一旦走上政府干預的指路,從尋租活動中衍生而來的利益將會將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推向國家資本主義,最終成為裙帶資本主義。

在中國當前邁向製造業強國的語境下,李嘉誠無法比擬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這樣的工業實業家和經營之神。中國現在打擊新金融大鱷,比如新四大家族(華信安邦萬達明天),鼓勵實幹興邦房住不炒的實業家,實乃吸取東南亞前車之鑑,清理政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制度性突然反腐更迫在眉睫。

「資本主義世界萬分兇險。在我羽翼漸豐的日子,我感覺自己仿佛長出了鱗、爪和尖牙。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去面對任何對手。但資本主義是一種冷酷無情的動物,每一個成功商人的背後至少有萬骨枯。我所說的並非裙帶式資本主義,我所指的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做出這樣的評價,我確實感到悲哀。」

時代確實在變,曾幾何時香港精神的代表李超人一夜成了青面獠牙李家的城,別讓李嘉誠跑了的網絡話語更讓教父們深夜惴惴不安。2018年,李嘉誠對外宣稱要退休了,不過,同樣的退休遊戲郭鶴年2003年時就玩過一次。

郭鶴年現在的答案是,他不考慮退休計劃。在風雲變幻的歷史關口,第二代第三代的政商的紐帶遠不如第一代強韌,或許他們現在還不敢言退。

風雲90載,縱觀人類商業文明,做到如此境界的家族和個人並不多見。郭鶴年的人生心路歷程也是大陸土豪的明日資治通鑑。

《郭鶴年自傳》摘錄:

英國人善於分而治之。而馬來人、中國人和印度人則只會著眼於自己的社區,從來沒有想過團結起來。如果他們能團結一致,英國人將很難管治。

1941年5月,我入讀了新加坡的萊佛士學院。這是生命中一段非常愉快的小插曲,這段經歷對我有很大影響嗎?也許吧!在6個月時間,我全情投入經濟學和英文詩歌中。在萊佛士學院這段短暫的日子裡,我結識了很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領袖。我遇到了後來成為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的敦·阿卜杜拉·拉扎克(剛下台的納吉布之父),結識了日後成為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光耀比我高一年紀,那時大家都叫他「哈利·李」(Harry

Lee)。光耀是一個很上進的人,至今我都沒遇過比他更發奮上進的人。他希望自己能見多識廣,擁有使人信服的觀點,並且能占主導地位。在萊佛士學院的時候,光耀就廣受信賴,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質。

有些諷刺的是,當馬來西亞正遭受苦難的時候,我卻相對地富裕起來——如果在日本人的鐵蹄下能真正致富的話。通過私下交易(黑市交易),我已經賺了幾十萬元了。

陳弼臣猶如一股清新的空氣。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的英屬馬來西亞,英資銀行對於貸款給華人採取極度謹慎的態度,而同樣苛刻,老派的海外中資銀行也懶得花功夫在華商身上。銀行家只奉行簡單的信條:把錢借給不需要借錢的人。當你身無分文時,銀行視你如麻風病人,避而遠之。這真是世間一大諷刺。我不完全責怪銀行家。我只是認為銀行業是一個無情的行業。我常說:銀行家不是我的朋友。只是在我的朋友當中,碰巧有一些銀行家。


在我創業時,驅使我努力賺錢的首要原動力,就是銀行家對我羞辱。

我總覺得智慧就在我們的身邊,俯拾皆是。能有系統地學習固然是好,但其實只要你願意學習,你便能如呼吸一樣,萃取到智慧。不過,要做到這點,你必須先提升自己的感官,聽得更細心、嗅得更深入·看得更敏銳,然後便可以如呼吸空氣般地從周遭汲取到智慧。天的時間是有限的。每天醒來,你必須專注在自己的人生目標上。很多年輕人浪費時間追逐最酷的跑車和其他物慾但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些只是奢侈與享樂的象徵,只會引誘你偏離重要的事情,忘記了生活的真諦。於我而言,我專注於賺錢,但離望追求的並不是錢本身,而是希望從匯聚造王者和決策者的商業世界中崛起,並且登上雲端

這次經歷讓我深深明白果斷和信任的重要性。你必須以極速奔向目標,因為戰場上不獨是你一人,競爭對手是從四面八方盞源而至的。我們必須練就靈活性,在遇到不可逆轉的情況時,能迅速調整並恢復過來。

我在1963年食糖交易上的成功,首要歸功於我對英語及其文化的掌握。在我開始經營那一刻開始,我就像一條變色龍似的隨著環境來改變自己,適應不同的狀況。我在英國殖民地長大受英國老師的教導。父親於戰後獲得軍方合同後,我便認識許多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官,後來還成為好友。因此在英國時,除了我膚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外,我很容易便能融入當地社會。我遺傳了父親的公關技巧,這讓我在英國人的社會更加如魚得水。父親雖然只是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移民,但他卻深受馬來人和柔佛官員的歡迎。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必須發自內心的美善。

要成為成功商人,你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樣:擦拭所有感官。我稱之為「磨礪商業感官」,這包括視覺·聽覺丶嗅覺·觸覺和味覺。每一種感官都有其用武之地。每當我走進一間房子,可以在眨眼間便能看清一切。如果屋子裡有超過20個人,我可能需要多點時間來審視各人,但如果屋裡只有6個人,我一進門便能馬上知道發生的一切。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氣氛是緊張還是和諧。

關於交易,郭鶴年並不是信奉數據交易,他認為數據只是過去的既有行為的記錄,並不會預測出未來市場,他更傾向於用自己的感覺(通過在交易所里和大部分交易員聊天對話)來做預測。

我從不看,也不相信圖表。圖表對我來說就像解剖學報告,只是事後孔明。沒有圖表能預測未來。這只不過是交易員用來引誘更多炮灰投入交易市場的眾多武器之一。

一切統計資料盡在腦中,並且不斷更新。當颱風弗洛拉襲擊古巴時,我運用智慧去推測市場反應。你不能在大家買入時跟著買也不能待大家都拋售時才出貨。你必須比別人走快兩三步快一步都還不夠。

回到1960和1970年代,海洋里都處是魚兒,鯊魚偶有一兩條。對我而言,在這樣的水域裡捕魚簡直是輕而易舉。至今儘管市場變化不大,但鯊魚卻多了很多。有時,海里小魚好像已所余無幾,有的只是鯊魚。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工科的榮譽畢業生。也有博士生不斷努力地優化規則系統,我對這些全然不懂。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資訊傳播速度,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條離水之魚,難以生存。我的成功並不是依靠科技。今天依然有人賺錢、有人虧錢但竟技場的地面已變得越來越濕滑。人真的要生逢其時。

麥可真的有很多優點,而且學識十分豐富=他在食糖方面的交易技巧和看法,糅合我的長處,更加相得益彰。我們之間有很強的互動,相輔相成,雙方都很享受這種默契我們各自研究和分析食糖生產和消費數據,然後再一起從不同範疇進行研究分析線索,進而預測未來三個月的市場走向我認為我們的強項,是能精準地找出重點·你要知道,信息俯拾皆是,關鍵在於你能否在芸芸眾多資料中抓出亮點。倘他有所忽略時,我會補回;反之,他也會補充我所遺漏的。我會不時從新加坡或入住的倫敦酒店打電話給他:「麥可,你對這消息有什麼看法?」他會闡釋他的觀點,然後再問我。而我們的看法經常是一致的。

時間就是一切。如果我同時玩十個球,只要確保其中六個球在空中不斷運轉,就已經比連兩個球都玩不好的對手遙遙領先有些人同一時間只能專注做一件事:而另一些人則可能靈活些幸運的是,我天生就具備良好的直覺節奏感和專注力

郭氏兄弟公司逐漸與中資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分公司建立了很強的貿易關係。商業源於個人認識一個人,然後再結識另一人,如此類推。我們做食糖生意、做大米生意,之後我們從旁參與一系列小商品貿易:如攝影膠捲和染料。

年輕時,有雄心壯志是好事,但有貪念就不好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都需要些許雄心和貪念來作驅動,但雄心和貪慾的界線又在哪裡呢?每個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貪念。我覺得你可以隨機挑一萬個商人,你很難從中找到沒有貪念的人。

我大體上是一個宿命論者。人沒有永生我相信人所創造的事物也無法永遠存在。中國遠古前所鑄造的青銅和瓷器可能仍然能遺留下來,但大部分人所製造出來的都有其生命限期。若集團能如現狀般多經營150年,我已經感到十分欣喜了。

我認為簡單原則普遍適用於一切業務,但不是說所有行業本質上都不複雜。我是說,如果某個行業本身已經很複雜了,你就不應將之弄得更加複雜。所有生意,無論繁簡,都有解決問題、理順精英的簡捷之道。那些採用複雜方式的人永遠不會出人頭地,因為他們在作繭自縛。

郭的母親鄭格如,是家族精神支柱,留下著名的家訓:「兒孫能如我,何必留多財,倘若不如我,多財亦是空,不為自己求利益,但願大眾共安寧。」這與巴菲特等人想法相近:縱子奢靡,如同賜其毒藥。

如果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母親,我會說,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遇到過比她更有原則的人。母親總是用非常柔和、平靜的語氣來勸告我:「永遠不要貪婪,永遠不要。想一想中國的貧苦百姓。」她總是提醒我,要公平正當地行事,遠離自私,並教導我在生活中要常懷感恩之心。

在整個營商生涯中,我總覺得母親以她純潔的一生,她的美善和對佛教的虔誠來守護著我,在很多次生意交易和與人交往中,除了有些運氣外,冥冥之中好像有一隻無形之手輔助著我我將這一切全歸功於母親的相伴和虔誠的祈福護佑

我認為鶴齡是一位十分出類拔萃的人,擁有他所屬時代的偉大素質。他一生只關心社會的草根階層,希望社會能得以改革讓天秤不至完全向當權者傾斜。鶴齡對我的影響跟母親一樣重要,並且十分根深蒂固。如果 母親對我一生的影響占70%到90%,那鶴齡則占10%到30%除了母親和鶴齡外,無人能有此影響力:父親、鶴舉、任何一個朋友或老師都不能相比。

我的一生痛恨什麼精英管治的想法。我在學校讀書時很少能考進前五名。即使這樣,打從很年輕時,我就很明白,前五名的學生在實際生活中都不會出類拔萃。他們往往自視過高,他們當中大多數的價值觀和想法都是錯誤的。

恭維是最廉價的賄賂。

1990年秋天,中國政府最後一次安排鄧小平會見外賓,郭在場。在郭的印象中,鄧是「一個偉大而謙遜的人」,言行舉止沒有絲毫「我是一國之主,你是誰?」的意味。

最令郭鶴年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鄧小平說,「三十年後,中國將會成為亞洲最重要、最強大的國家,而亞洲將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地區。」又補充說:「我不可能活著看到這一天了,但我可以肯定,這一切都會成真。」鄧還說:「郭先生,大家都說,是我給中國帶來了如此巨大快速的發展,他們錯了,我實施中國對外開放時,大家都在後面推動我,至今大家仍然推動我。」

以我對習的認識,他是一位無私無我、心懷悲憫、熱愛祖國並深切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領導。他致力於建立良好的制度,以圖進一步改造中國。」「我堅決相信,歷史將推崇他為中國最偉大領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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