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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與大英帝國的非殖民化


- 2018年9月14日10時48分
- 歷史文摘 / 東方歷史評論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潘興明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溫斯頓·邱吉爾的一生與英帝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始終不渝地為捍衛帝國而抗爭,堅決反對任何損害帝國利益的行為,包括一切非殖民化的政策措施。他的這種抗爭在二戰時達到頂峰。但是當二戰後非殖民化的浪潮蓬勃興起之時,尤其是他在19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後,邱吉爾卻出人意料地採取了一些非殖民化的舉措,基本上順應了非殖民化的潮流,實現了他一生中對於英帝國立場的重大改變。而對於英帝國而言,非殖民化過程也是英帝國衰亡的過程。


《邱吉爾與大英帝國的非殖民化》(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出版)主要根據邱吉爾本人的著作、書信和演講以及英美兩國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相關原始文件資料,對邱吉爾及其政府的帝國觀念和立場,特別是在非殖民化問題上的態度和舉措,作了系統的研究探討,重點放在邱吉爾二戰期間和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間。同時,對英國非殖民化及相關問題,特別是美國的作用和影響等作了探討,以對邱吉爾在英帝國的非殖民化中的作用和影響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帝國政策的延續與爭論」部分。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戰勝國、中立國組成的聯合國的最初一批成員國中,蘇、美和拉美國家都對帝國的存在持否定態度。《聯合國憲章》亦將尊重各國人民的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作為其宗旨之一。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幾個帝國走向終結的話,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英帝國」敲響了喪鐘。更無奈昔日顯赫一時的英國此時已耗盡國力,無力阻擋殖民地的獨立。因此,隨著「二戰」的落幕,英帝國解體的序幕便拉開了。戰爭的進程加速了英帝國崩潰的到來,使得戰後的非殖民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首先,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遭到日本的攻擊,英軍倉促應戰,很快被擊敗。英國不僅失去了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帝國內自治領、殖民地的信賴,它們不再視英國為其可靠的、強大的保護者,帝國內的離心趨向由此產生。英軍在戰場上的失利立刻造成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澳大利亞不聽英國的勸阻從中東撤回其主力部隊,保衛本土的安全,英帝國軍隊在戰時不服英國調遣,這在英帝國戰爭史上還是第一次。二是印度反英運動有了新的發展。在日軍大兵壓境之時,英國政府被迫許諾:戰後將給予印度自治權,推進印度向自治領過渡。此舉所造成的影響在戰後明顯地顯示出來。

其次,英國在戰時不得不放鬆對殖民地的控制,使得殖民地的離心傾向進一步加強。面對殖民地提出的各項要求或發生的動亂,英國政府或作出讓步,或施行鎮壓,但其後果都是動搖了英國的殖民統治。非洲殖民地由於戰爭對其產品需求的增大而發展起來,尤其是工業部門進步明顯。英國賦予了這些殖民地更大程度的自治,比如批准北羅得西亞建立地區議會;同意在黃金海岸頒布一部新憲法,允許當地非洲人在立法會議中占有多數;歷來由白人壟斷的肯亞立法會議也接納了第一位非洲議員。在世界其他地區,英國於1943年准許錫蘭成立內部自治政府並制定憲法;馬爾他也獲得了建立自治政府的允諾;牙買加則於1944年獲准實行普選制,以選舉眾議院;此外,特立尼達和英屬蓋亞那均制定了新憲法。


第三,大戰促使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覺醒,直接為「二戰」後的非殖民化作了必要的準備。戰爭期間,盟國領導人為爭取受納粹侵略和威脅的國家和人民組成最廣泛的聯合陣線,曾多次強調民族自決原則,著名的《大西洋憲章》便是範例之一。這部在1941年8月14日發表的憲章是一篇關於對德戰爭的目的和戰後和平的宣言,宣布英美「兩國尊重各國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兩國主張凡是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權的民族恢復這些權利」。顯然,當邱吉爾同意制定這一原則時,他是特指當時被德國征服的各歐洲民族,但其影響範圍決不限於此,戰後非殖民化進程中這項原則被廣泛引用便是明證。因此,盟國領導人強調的民族自決原則在英帝國內的殖民地各民族中產生共鳴,此雖非英國領導人的初衷,但所造成的後果卻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英國在「二戰」中的盟友——美國和蘇聯都給予英國的生存和戰爭努力以決定性的幫助,而上述兩者均對英帝國不抱好感,因此當戰爭結束時,它們便著手拆毀英帝國這座已搖搖欲墜的大廈。蘇聯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十分明確,列寧、史達林對此作過大量闡述,堅定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奴役和剝削。為實現宗主國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和殖民地附屬國反帝力量與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大聯合,列寧指出其方法就是確認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自決權。至於美國,它原本是英帝國的殖民地,通過戰爭才贏得獨立,自然不會對英帝國抱有好感,而且此時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也希望看到英帝國的垮台,從而為自己獲取更大的勢力範圍。美國對日作戰後不久出版的一期《生活》雜誌直截了當地表示:「有一件事,我們肯定不會為之而戰,這就是維護英帝國的完整。」甚至有不少美國人「把摧毀英帝國作為他們的戰爭目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戰勝國、中立國組成的聯合國的最初一批成員國中,蘇、美和拉美國家都對帝國的存在持否定態度。《聯合國憲章》亦將尊重各國人民的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作為其宗旨之一。更無奈英國此時已耗盡國力,既無力阻擋殖民地的獨立,也因對戰爭中的盟友美國和蘇聯欠情太多,而明知它們在幹著於英帝國不利的事也不敢發作。因此,隨著「二戰」的落幕,英帝國解體的序幕便拉開了。

對此,保守黨內一些重要人物有著清楚的認識,麥克米倫(至1945年大選,任邱吉爾政府駐盟軍總部地中海戰區大臣)指出:「在戰爭的最後幾年,由於鬥爭中的領導權開始從我們手中轉移出去,世界力量平衡已明顯地起了變化。同樣明顯的是,舊的帝國和殖民體系雖曾在兩次大戰中一直堅持下來,現在也必須發生根本的甚至革命性的變化。」不過,邱吉爾卻不這麼看。在歐洲戰場的戰爭結束後的一次廣播講話中,他仍稱「我們的未來是作為一個偉大的帝國的中心」。下野以後,他不顧年事已高,為捍衛英國和英帝國的利益和安全奔走國內外。1946年5月,當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復又興起之時,邱吉爾告誡國人:我們大家都必須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正處在嚴峻的關頭,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許由未來數年中發生的事件最終決定。我敢肯定,如果英國民眾一覺醒來,發現我們的帝國不復存在,我們在東方和中東的地位蕩然無存,以及我們在許多地方忠實承擔的使命突然告終和半途而廢之時,他們定會大為震驚。如果這樣的災難發生,那麼我們無疑有權面對歷史,對現在或過去幾年裡對此負責的官員們進行抨擊,指責他們在戰爭勝利後的失職行為。邱吉爾還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大英國協和英帝國對英國的重要性。1948年10月28日,他對下院發表了題為「聯邦與帝國」的長篇講話,十分明確地闡述了這一點:無論是作為聯合國,還是作為西方聯盟的成員,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和首要的工作,就是盡我們的全力在其有關事務中捍衛英王治下的前英帝國或大英國協。這項工作高於其他一切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於這項工作。

2

從歷史上看,工黨對帝國的熱情一直不高,艾德禮首相注重內政,不擅外交。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Bevin)才華橫溢,氣度不凡,但他重實務而輕思想,並未提出工黨政府自己的外交原則。因此,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沿襲了邱吉爾政府。《泰晤士報》指出,英國「對外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英國歷史學家奧文達爾(RithchieOvendale)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寫道:「儘管工黨政府在國內追求社會主義理想,但它並未把這種追求擴展到對外政策上。」顯然,大部分工黨支持者對帝國缺乏熱情,而且當時英國公眾對帝國也漠不關心。1948年,四分之三的英國人不知道自治領與殖民地之間的區別,每兩個英國人中竟有一個說不出任何一個殖民地的名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工黨政府的殖民政策自然不如保守黨那麼積極主動,其基本原則是在不放棄帝國的前提下,改善殖民地的教育、醫療等福利狀況,促進經濟發展,穩住帝國的陣腳。

因此,從總體上看,艾德禮的工黨政府無意從根本上改變帝國政策,基本上沿襲了邱吉爾的保守黨政府的帝國政策。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根據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對戰後可能出現的東西方對抗的預測,提出了著名的「三環外交原則」構想,將「大英帝國」作為英國的立國之本。1944年5月,他在下院提出了「三大實體」計劃,勾畫出了「三環原則」的基本輪廓:「我堅信,我所提及的這些偉大實體,即英帝國,一個真正的聯合的歐洲,同美國的友好關係,決不會妨礙世界組織的總目標。」

1948年10月9日,邱吉爾在保守黨蘭達諾年會上對三環原則作了明確闡述:在此關係到人類命運的變革時刻,在展望我國未來的時候,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國家中存在著三個大環。我希望手頭有塊黑板,我會給你們畫一幅圖畫。我想皇家學會不會有這樣的畫,但它能展示我十分希望你們銘記在心的要點。對於我們來說,第一個環當然是大英國協和英帝國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個環是我國、加拿大及其他大英國協自治領還有美國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英語世界。最後一個環是聯合起來的歐洲。這三個大環同時並存,一旦它們連接在一起,就沒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結合可以推翻它們,或敢於向它們挑戰。現在你們想像一下這三個相互連接的環,就會看到,我們是在這三個環中的每一個環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國家。事實上我們正處在三環的連接點上。由於我們這個島國位於海運線的中心,或許還是空運線的中心,我們就有機會把它們都連接在一起。如果我們在未來的幾年中抓住機會,我們就會又一次掌握打開人類安全和幸福未來的鑰匙,就會贏得世人的感激並為我們自己樹立聲望。

顯然,邱吉爾將第一環即大英國協或英帝國作為「三環原則」中的核心環節,進而在此基礎上重點鞏固和發展英美關係,形成第二個環,最後在美國的支持下實現歐洲(西歐)的聯合,共同對抗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從戰後半個世紀英國的帝國即大英國協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運行軌跡來看,邱吉爾的三環外交,得到了歷屆英國政府的推行,只是在具體方針和側重點上有所不同。

邱吉爾與大英帝國的非殖民化圖片

艾德禮的工黨政府當然也不例外,但主張對它進行一定的調整。英國之所以保有「世界大國」的地位,其龐大的殖民帝國是最主要的基礎。而且,放棄帝國不符合英國的利益,因為英國會失去主要的原料來源和產品市場,並會讓蘇聯陣營的擴張有機可乘。對此,工黨政府要員多次強調英國決不放棄帝國的決心。1945年,殖民大臣阿瑟·瓊斯(Arthur

Jones)告誡國內的社會主義派別,不要因其對帝國主義的反感或「對『解放』的感情傾向」,而使自己急忙拋棄帝國。他說:「像這樣拋棄殖民帝國將是對各族人民和我們的責任的背叛。」外交大臣貝文也明確表示他本人「不準備犧牲英帝國」,因為他知道「如果英帝國垮台了……這將意味著我們選民的生活標準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英國國內也出現了放棄帝國的呼聲。工黨根據英國經濟實力下降的境況和對帝國的不同認識,提出了重新審議和調整帝國政策的要求。在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首相艾德禮和財政大臣多爾頓(Hugh

Dalton)。

艾德禮的立場是從戰略的角度進行考量,認為英國已不適宜承擔帝國防務的沉重負擔,提出要撤出中東地區和地中海地區。其主要理由是:第一,聯合國比英帝國更適宜承擔該地區的防務。聯合國是戰後世界和平的主要維護者,而且由聯合國主持下的國際合作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障。艾德禮指出:大英帝國只有依賴其聯合國組織成員國的身份才能夠得到捍衛……如果這個新的組織已經是新的現實存在的話,那麼由誰來支配昔蘭尼加或索馬利亞,或者由誰來控制蘇伊士運河就無關緊要了。


第二,英國的國力下降,不應當再承擔不必要的防務責任。英國應當將有限的資源用在保衛重點地區,如東南亞等。從中東和地中海地區撤出是有效途徑之一。艾德禮認為那些捍衛帝國的人主要是「基於過去的情感理由」,而在現實中確實存在著「在情感上反對放棄帝國的每一寸土地的做法。不然的話,擺脫這種夢魘般的重擔將會對我們有好處」。所以,當內閣討論英國是否接管意屬殖民地時,艾德禮激烈地表示反對。

第三,英國要改變維繫與附屬地關係的方式,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模式。其具體措施就是以安撫和援助取代武力和強制,同時順應殖民地對自治和獨立的要求。其中的典型例證,是英國與埃及重開關於英軍在蘇伊士運河地區軍事基地問題的談判。艾德禮的立場十分明確,認為英國不可能用武力來保有在埃及的軍事基地,英國的利益只有在違背當地人民意願的情況下才會受到損害。另外的例證是英國對非洲殖民地政策的調整和在印度移交權力,將在下文中論及。

英國政府中與艾德禮持相同主張的是財政大臣多爾頓。但他關注的角度不同,認為英國已不具備維持龐大帝國的經濟能力,必須從中東和南亞等地區撤出(除非當地可以承擔英國駐軍的費用),以減輕其無法承受的負擔。因此,英國在依靠美國和加拿大的信貸維持經濟體系運轉的情況下,必須儘快採取以下的措施:大幅度削減軍事預算和開支,收縮兵力部署和防禦範圍,大力提高出口額以減少預算赤字。他尤其對其他內閣成員對此掉以輕心而感到擔憂:我的一些同事好像完全沒有意識到未來幾年的嚴峻前景,也沒有考慮到必須採取的種種措施,而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能夠使我國在避免發生最嚴重的經濟和政治災難的條件下渡過這幾年的難關。「他特別指出:如果英國的經濟狀況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根本的改善,一旦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信貸在1949年初告罄,那麼英國就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政府將會不得不削減國民的配給額度,減少國外的製成品和原料的進口,進而引發失業率的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對於殖民地人民要求獨立的呼聲,多爾頓明白無誤地宣稱:英國應當放棄對這些殖民地的責任,而至於它們在獨立後是否具備治理的能力則與英國無關。他說,「試圖壓制這些人意願的做法(是)浪費英國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即使會發生流血、腐敗和無力治理這樣的被他們認為是『自由』的情況」也無關緊要。同時,英國在維護世界各地的和平與秩序方面已經長時期地承擔了過量的份額,英國的資源已不敷使用,應當由盟國來替英國分擔這樣的重任。多爾頓強調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避免使美國人或我們自己錯誤地相信:我們能夠做到那些我們實際上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已經十分不堪重負了。」

3

但是,艾德禮和多爾頓的立場在英國政府內並不占有主導地位,遭到了外交部、殖民部、聯邦關係部和英軍總參謀部的堅決反對。外交部認為英國維持世界大國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而海外駐軍是必不可少的支柱。英國一旦撤軍,世人會將此舉視為軟弱的標誌,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災難性的後果。其一,會損害英國的國際地位,英國從此會降為二流國家。其二,會改變美國對英國的評價,英美特殊關係有可能就此結束。其三,會使金融界喪失對英鎊的信心,造成英鎊的波動。最後,會動搖英國在英帝國和大英國協的領導地位,影響英國與其他自治領和殖民地的關係。除此之外,外交大臣貝文更擔心英國的撤出會給蘇聯的擴張提供機會,因為蘇聯有可能趁機取得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權,並切斷英國與亞洲殖民地的陸上聯繫通道。而且,中東地區不僅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同時還具有極高的經濟和能源價值。據估計,到1951年時,英國80%的石油供給將來自中東,對該地區的出口額也將達到1.5億英鎊。貝文堅決主張英國在中東地區保持駐軍,明確闡述英國在中東政策的目標:並不是要支配那裡的人民或者告訴他們如何去生活,而是要保護他們免受任何其他國家的支配,要幫助他們實現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要使他們覺得其利益與我們的利益相一致,從而確保在政策事務和防務安排方面得到他們最大程度的合作。

在這裡,貝文顯然將英國的軍事存在視為其外交的基礎和保證。根據外交部當時確定的政策原則,英國外交的長期目標是在東西方之間建立友好的夥伴關係,而短期目標是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

英軍總參謀部完全站在外交部的一邊。同時,總參謀部更強調中東地區的軍事和戰略重要性。中東是連接帝國防禦體系的中心環節,若失去了這個環節,英軍的體系便會四分五裂。英軍的有效作戰範圍將不得不後退到外圍地區,即北美、南非和澳洲一帶。英軍一旦撤出,蘇聯必然會取而代之,掌握對該地區的支配權。尤其是在蘇聯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東地區為帝國的防禦提供了必要的戰略縱深地帶。為此,英軍參謀長甚至以辭職相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艾德禮於1947年1月正式放棄了從中東地區撤軍的計劃。而隨著冷戰形勢的日益嚴峻,這位英國首相完全改變了原先的立場,認為確有必要保持英國在中東地區和東地中海的軍事存在,完全接受了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的主張。

實際上,貝文及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的立場明顯是秉承了邱吉爾的冷戰思想。早在「二戰」後期,英國軍方和外交部通過大量搜集情報,分析研究,認為英國在戰後的潛在威脅來自蘇聯。1943年11月,邱吉爾在赴德黑蘭會議途中對哈羅德·麥克米倫說:「德國完了……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俄國。」1944年4月21日,邱吉爾向杜魯門建議,命令英美軍隊儘快東進搶占地盤,並爭取搶在蘇聯軍隊之前攻占柏林,從而向蘇聯施加壓力,迫使它接受英美對於德國問題的立場。但杜魯門堅持盟國之間預先達成的協議,沒有聽取邱吉爾的建議。

1946年3月5日,身為保守黨領袖的邱吉爾,在杜魯門總統的陪同下前往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一次影響甚廣的演說:「不久前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罩上了陰影。沒有人知道,蘇俄及其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幹些什麼,以及它們擴張的止境在哪裡。」接著,他提出了作為冷戰理論基礎的「鐵幕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後面,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周圍的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控制。在談到如何對付蘇聯的威脅時,邱吉爾主張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就會無往而不勝。他還正告整個世界:「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大英帝國和大英國協的堅持能力。……如果說英語的大英國協國家的人口與美國的人口同心協力,這樣的合作包括空中、海上、地面上的各個角落,包括科學和工業領域,也包括精神力量方面,那麼就絕不會產生那種導致野心或冒險的不穩定的平衡。恰恰相反,所造就的是極為確定的安全局面。」

邱吉爾的這次演說被視為東西方冷戰序幕的開啟標誌,同時也是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在同年2月9日一次講話的反擊。史達林在講話中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著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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