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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另一個9·11:智利政變前,阿連德政府的日常革命


- 2018年9月19日08時48分
- 歷史文摘 /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

1973年9月11日,智利發生了軍事政變,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被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軍政府推翻,並死於當日。

1973年9月11日,45年前,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掌控,並得到美國支持的智利軍隊推翻了民主選舉出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
接下來是十七年的殘酷獨裁統治。
皮諾切特的政權設法抹去他們上台之前的大部分歷史,抹去人們對阿連德的人民團結聯盟(Popular Unity)政府掌權的那三年里發生的事情的記憶。

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助理教授瑪麗安·施洛特貝克(Marian Schlotterbeck)在新書《超越先鋒隊: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日常革命者》(Beyond the Vanguard: Everyday Revolutionaries in Allende’s Chile)中,生動地展現了阿連德執政千日中那「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的特徵。


人民團結聯盟政府雖把「溫和」掛在嘴邊,但它從底層發動由下到上的激進變革,在歷史上被壓迫的群體中點燃了希望:使他們發現社會可以為他們的利益而服務,而不是服務於「美國佬帝國主義者」或傳統的地主精英。9月11日的政變,則摧毀了這些大眾民主的夢想。

接下來的這篇訪談為清晰起見而進行了濃縮和編輯。訪談是在語音節目「Against the Grain」上首發,後刊於美國左翼網絡雜誌《雅各賓》。在訪談中,Sasha Lilley與施洛特貝克談論了智利為期三年的社會主義實驗——這項實驗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的成分。

45年前另一個9·11:智利政變前,阿連德政府的日常革命圖片

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助理教授瑪麗安·施洛特貝克(Marian Schlotterbeck)的新書《超越先鋒隊:阿連德時代智利的日常革命者》(Beyond the Vanguard: Everyday Revolutionaries in Allende’s Chile)

一、1970年之前

智利傳統左翼,都有哪些源流?


施洛特貝克: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智利北部的硝酸鹽礦業和南部的紡織業、煤礦業中,就出現了非常強大的勞工運動,激進的左翼工人運動與代表工人階級的新興政黨——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之間,形成了同盟。

在整個二十世紀,這兩個政黨的目標,是通過參與選舉政治奪取國家政權。阿連德在1970年所取得的勝利便是這一目標的結果。它可能讓世界為之震驚,但它無非是智利左派數十年中通過和平手段奪取政權的戰略的一部分。

智利被認為是一個比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更加中產階級的國家。智利的社會是什麼樣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智利社會中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力量?

施洛特貝克:

我們通常說,智利政治是「三三開」的。首先是右翼占據三成;其次是中間派,以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為代表;然後是三成的左翼,主要以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代表,也包括了更小的左派黨派。

智利的城市人口,規模相當大,主要集中在首都聖地亞哥、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和康塞普西翁(Concepcion)這些工業港口城市。雖然產業工人在20世紀30年代獲得了重要的政治權利,但農村工人卻被系統地排除在組建工會、形成組織的相同權利之外。1960年代,這一局面發生了改變——智利的政治體系向更多的參與者開放了。

這一時期始於1964年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Eduardo Frei)的當選,他承諾進行「自由革命」,這是一場中產階級革命,大部分由美國政府的「爭取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資助。

這是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的願景——通過提高整個美洲大陸的生活水平來避免共產主義革命的威脅。美國政府意識到它不能夠再繼續支持自19世紀以來一直掌權的寡頭。用一位美國決策者的話來說,基督教民主黨被視為「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

愛德華多·弗雷在任內開始實施一系列進步但仍相對溫和的改革,比如自十九世紀初獨立以來智利從未真的觸及過的土地分配改革。

對於智利的許多傳統地主精英來說,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好日子結束的第一步。阿連德的當選,不過是下一步。

儘管弗雷政府希望對智利社會進行非常溫和的轉變,但他也提高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這使得他們無法滿足農民,無法滿足在城市中搭建棚戶區的無家可歸者們不斷提高的期望。

面對這些改革,右翼和傳統精英們是如何應對的?

施洛特貝克:

智利歷史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智利存在一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威權主義右翼?當它們被逼到牆角,它們會轉向暴力鎮壓,以保持對權力的控制。例如,土地所有者開始武裝自己,以收回或保護他們的土地不被農民徵用或占用。

二、阿連德,人民團結聯盟和革命左翼

阿連德在1970年9月的當選並非突如其來。誰支持他,哪些政黨加入了他的聯盟?

施洛特貝克:

阿連德領導的人民團結聯盟由兩個最大的政黨,即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以及較小的左翼政黨組成。
阿連德的選舉代表了工人和勞工階級的勝利。這些人是智利的非精英階層,人民大眾。他們把阿連德的勝利視為自己的勝利。

從1960年代開始,阿連德在大眾中的支持度水漲船高。
20世紀60年代的智利社會誕生了許多不同的社會運動,從農民運動到棚戶區運動,再到非常活躍的要求大學改革的學生運動。

社會是這樣動員的,這些動員最終把阿連德推上了總統的位置。是他的當選在一夜之間突然讓所有人動員起來,向政府要求更多,自發參與到改革中來嗎?不是,情況正好相反,是這些運動為阿連德在1970年的選舉勝利鋪平了道路。

1970年,智利支持阿連德的遊行。

當時阿連德是如何競選的?他的議程是怎樣的?

施洛特貝克:

阿連德承諾通過投票進行一場和平的革命。他承諾重新分配財富,結束外國以及壟斷力量對智利經濟的控制。他還希望通過擴大工人參與工廠管理等方式來深化民主。

他的聯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它是一群各色各異的力量,還是一群來自不同力量但擁有相同政治願景的人?

施洛特貝克:

整個二十世紀的智利政黨政治都在處理建立聯盟的問題。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智利有許多成功的人民陣線聯盟(Popular Front)政府,在某些方面,阿連德的人民團結聯盟只是智利左翼一直在做的事情的一個重組版本。

也就是說,因為人民團結聯盟不是一個單獨的政黨,社會主義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也就當然會存在分歧。阿連德執政聯盟內外的人,特別是和來自左翼的批評者之間,也存在分歧。

我想問問,最左邊的情況是怎樣的?長期以來,拉美左翼的主導模式是通過武裝鬥爭推翻政權。智利有沒有過試圖走古巴路線的革命者?

施洛特貝克:

有的。1965年,革命左翼運動(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IR)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中的持不同政見者創立。他們從古巴革命的模式中汲取靈感,但也借鑑了智利更長時間的無政府主義和勞工運動傳統。早期階段的革命左翼運動主要吸納了20世紀30年代的老一代持不同政見者和大學中年輕一代的反叛青年,他們積極參與改革運動。

在1960年代,隨著基督教民主黨的上台,革命左翼運動確實開始支持武裝鬥爭。他們說:「我們看過分析模型。看看阿連德參選的次數,他從未獲勝。為什麼我們要一而再再而三支持同樣的,古老而疲憊的戰略呢?」對智利革命左翼來說,真正帶來改變的,是阿連德的獲勝,因為它突然開啟了豐富的草根社會鬥爭的可能性。

阿連德經常被稱為「總統同志」(compañero president)。他承諾,與過去不同,國家軍隊不會再用來鎮壓人民。社會上的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改造社會的願景前途大好,因為總統支持他們。事情開始發生變化,在以前,警察和軍隊經常強行中止罷工,並將人趕出棚戶區。

阿連德的人民團結聯盟政府執政了一千天,它的表現如何?帶來了多少改變?

施洛特貝克:

我們太過經常討論「大寫」的革命——革命發生,奪取國家政權。但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實現較小的變革:人們第一次抵抗自己的老闆,人們組織他們的鄰居,集體採取行動占領土地,建設自己的新社區。
這些都是人們在理解自我同社會的關係中所發生的根本轉變。

在智利發生的事情就是我所謂的「日常革命」。人們看待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並開始付諸行動。
在某些方面,這些小規模的變革的確不比武裝起義的幽靈來得激烈,它不是山區里留著鬍子的革命家,也不是在城市裡製造炸彈的邋邋遢遢的大學生——這些形象是我們在想像拉丁美洲革命者時經常湧入腦海的。

但是,當人們聚集在一起試圖改變他們的日常現實時,這些改變便挑戰了現狀,挑戰了智利傳統地主精英們所擁有的事實上的權力。因此,他們對現狀構成了威脅——他們要求更有尊嚴的生活,他們要求更能感受到平等的社會。

革命左翼運動與人民團結政府有什麼關係?它是如何參與你剛才提到的這些日常轉變中來的?

施洛特貝克:

革命左翼運動從未加入過阿連德的人民團結聯盟——雖然他們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安德烈斯·帕斯卡·阿連德(Andrés Pascal Allende)是阿連德總統的侄子,所以他們有著密切的個人聯繫和溝通——通常情況下,革命左翼運動被描繪成極端的左翼,是阿連德政權一側的刺頭。

我在《超越先鋒隊》一書中,更關注革命左翼運動如何更多表現為鬥爭中的盟友——在阿連德政權與民眾合作時,革命左翼運動更像是一個盟友。有些時候,其中會有相當自相矛盾的情況——革命左翼運動被要求壓抑自己的主張,去迎合阿連德的新住房政策,或和他的新農業政策站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呼籲更大更大的行動,他們被要求要考慮他們的行為會不會對阿連德的執政能力造成影響。

因為他們要求更快落實土地改革,更快推動變革,對嗎?

施洛特貝克:

是的。關於革命有一個經典的辯論——你應該走多快?你是應該儘快開展行動並鞏固這些革命性變化,以此來鞏固對權力的控制,還是應該一步一步慢慢走?

阿連德非常努力在智利的體制框架內工作,不逾越智利的憲法,這自然就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矛盾,因為憲法的立法目的不是為了使工人階級受益,它的目的是加強已經擁有權力的人的權力。

因此,智利的社會主義實驗體現出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在回應人民訴求時的真正局限。當越來越多的人想在其中要求一些東西時,自由的民主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回應?突破點又在哪裡?

你研究了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市的例子。在那裡,工人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過程中來挑戰既有的權力制度。在那裡和全國其他地方,這些挑戰遇到了什麼?

施洛特貝克:

阿連德執政的第一年,他的政府在執行政策方面非常成功,反對派則比較沉默。但是從1972年開始,他們推出了所謂的「老闆罷工」(Boss’s Lockout)。這是使智利經濟陷入停滯的戰略的一部分。
今天,我們得感謝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安全檔案館。在那裡我們找到到了所有文件,詳細說明了美國政府如何幫助推動了這項政策——尼克森直接下令「讓經濟大聲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這項命令是在阿連德於1970年9月當選之後的幾天內就發出的。

關於阿連德時代的經典記憶或圖像之一,是人們排著長隊,沒有糖,沒有石油,基本消費品依賴配給,非常短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很多這些短缺都是人為創造的。店主決定將產品從貨架上取下並在黑市上以更高的利潤出售,而不是滿足阿連德通過其政策創造的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

阿連德時代的標誌性形象之一也是關於排隊的:一位工人貼出一張海報——「在這個政府治下,我必須排隊等候,但我支持這個政府,因為它是我的。」人們能夠意識到阿連德政府的諸多問題來自於反對者正在破壞他的施政——不是因為阿連德無能,也不是因為左派無能。

是的,在阿連德政府中存在著效率低下和其他各種問題,但實際上,主要還是反對阿連德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共同努力(以及軍方和美國政府的行動)成功束縛了阿連德執行其承諾的政策的能力。

人們對美國在破壞阿連德政府中的角色有多了解?

施洛特貝克:

我想大多數人都知道情況。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1972年曝光了一項醜聞:美國ITT公司的智利子公司遊說中央情報局干預和資助智利的幾支變節的軍方部隊,試圖讓阿連德在1970年9月當選到1970年11月宣誓就職之間的兩個月窗口期被迫下台。

因此,儘管白宮方面公開宣稱他們對智利持中立態度,或者對阿連德沒有正式的反對立場,但在幕後,中央情報局和白宮都積極反對阿連德,這是相當普遍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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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連德與卡斯楚

三、民主與革命左翼運動

這段時間中人們還試著去變革了哪些東西?特別是有哪些和大眾民主有關?你能舉一些這樣的例子談談嗎?

施洛特貝克:

在南部工業城市康塞普西翁,參與式民主有著悠久的傳統。
例如,康塞普西翁大學的學生政治是由學生集會驅動的。在1960年代後期,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大學改革運動。這一運動多少將革命左翼運動推向了國家舞台。

在棚戶區運動中也有類似的參與式民主實踐。城市中無家可歸的窮人會成立委員會,辯論應不應該占領空曠的土地。這樣大規模的城市土地「占領」會耗時數月,然後他們會成立城市窮人自我管理的「住民」(pobladores)大會。


因此,在這個地區存在著不同類型的參與式民主實踐。在阿連德上台後,人們努力將這些實踐擴展到區域層面。我在這本書的其中一章中詳細介紹了1972年7月舉行的康塞普西翁人民大會。這場大會旨在為草根社會領袖和政黨活動家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可以聚集在一起討論革命應該走向何方。

你在書中探討的問題之一如書的標題所示——在很多這種基層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革命左翼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是一個非常自上而下的列寧主義組織。但儘管他們有這種意識形態和組織,你卻認為它的實踐實際上要更加複雜。這怎麼說?

施洛特貝克:

我認為,革命左翼運動的成功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關係不太大,這與康塞普西翁的左派工人階級文化傳統有很大關係。
革命左翼運動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當地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通常情況下,拉丁美洲的革命左翼運動和其他革命左翼團體都被視為只想辯論意識形態的學生團體 ——只打嘴炮不做事。而智利的革命左翼在阿連德時代如此有趣,是因為他們沒有停留在僅僅動動嘴皮子。至少在南部工業省份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它確實變成了草根的革命運動,而不僅僅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先鋒隊。

這種運動和他們的盟友如何應對反對阿連德的力量? 阿連德如何處理他們?

施洛特貝克:

在基層,人們強烈要求站出來阻止諸如「老闆罷工」這樣的行動,特別是在康塞普西翁這種左翼占到多數的地方。
他們說:「右翼甚至可以在聖地亞哥的街道橫著走,但在康塞普西翁不可能。」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例子:人們走出家門,占領一家麵包店,並說麵包店需要為每個人生產好麵包——不是說僅僅以高價向城市居民出售高質量的麵包,而是要讓麵包店所在城鎮的煤礦工人及其家人也可以享受到這些麵包。

阿連德的情況就麻煩多了,因為他正在執政。他必須找到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他的聯盟中更激進的左翼說:「要更關注這些草根運動。」共產黨的其他人則較為溫和,他們說:「應該繼續嘗試與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人談判,找到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因此,阿連德實際上同意了兩名軍人進入他的內閣,作為擺脫1972年』老闆罷工』運動的條件之一。

阿連德面臨的部分挑戰是越來越難以找到中間派。中間派逐漸移動,越來越接近右翼。最終,基督教民主黨的大多數人都支持專制右翼,支持以軍隊解決問題。

四、軍事政變與獨裁統治

智利前總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1973年經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後上台,1990年下台。

1973年9月11日的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的政府。在此之前的幾個月里,人們是否意識到了這種威權主義的解決方案即將到來?

施洛特貝克:

許多人認為會有一場政變即將來臨。他們認為阿連德顯然無法完成六年任期。但我認為很少有智利人對軍事鎮壓的暴力和殘酷程度有任何概念。

暴力不僅針對阿連德及其政府成員,而且針對所有社會階層——工人、農民、母親中心(智利的婦女組織)、棚戶區居民、學生。這些人是動員起來支持阿連德的人群,他們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是智利政治生活走向更廣泛民主的積極力量。

在政變發生後的幾天和幾周內發生了大規模的逮捕和拘留,然後隨著秘密警察部隊的成立,這些逮捕和拘留變成了處決,變成了讓左派政治激進分子被拘留,被失蹤。他們有針對性地消滅革命左翼運動、社會主義黨人、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團體。

在獨裁和鎮壓方面,智利人的經歷與其他拉美國家有所不同的是從秘密酷刑中心倖存下來的智利人的數量。官方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承認有3,200名智利公民被軍政府處決或謀殺,但有38,000名政治犯從拘留和酷刑中倖存,另有300人經歷了較短的拘留,經歷了對工人階級社區的大規模突擊搜查。

我認為這樣的暴力程度也意味著許多智利人開始相信軍政府的政權所傳播的一些敘事。他們相信軍政府這麼做是必要的。人們需要一種敘事來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所以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開始認為這些左翼團體中的一些人不僅僅是當地的教師或當地的市長或者是麵包師,而是懷有顛覆意圖的恐怖分子。

在十七年的軍事獨裁統治期間,這種恐懼文化真正進入了智利社會的結構。智利的獨裁統治持續時間,要比南美洲其他大多數執政的軍事獨裁統治長得多。

似乎改寫歷史也是皮諾切特執政的一部分,以抹去人民團結聯盟政府和支持它的左翼基層運動的記憶——一方面是通過殺害革命參與者,另一方面是重寫歷史,指責一直在談論的組織,即革命左翼運動。他們的論點是,革命左翼運動太左,把阿連德帶左了,這才發生了一切壞事。所以他們難辭其咎。回顧歷史,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施洛特貝克:

我認為這些敘事更多的是為政治鎮壓提供理由,並為經濟問題的持續影響辯護。

我之所以進行這些研究,部分原因是,革命左翼運動這個群體經過獨裁統治、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已經成為了替罪羊。人們不認為他們的歷史值得研究,談論他們也不安全,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參與其中都需要非常保密。

因此,我寫這本書的部分效果,是為這些草根活動家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談論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促使他們加入這場運動? 這樣也可以讓讀者自己去判斷,這些人就怎麼對社會構成威脅了。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場革命叫做一場選舉式革命,那麼拉丁美洲的左派可以從這場革命的失敗中汲取什麼教訓呢?你是否認為它強化了武裝鬥爭是唯一途徑的觀念?

施洛特貝克:

如果我們看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美洲,答案肯定如此。智利經驗提出的問題是,你如何與一個不願意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反對派合作?人們再批評阿連德,他也確實是個真正的民主派。

通過阿連德的智利,我們突出看到,在公民參與自由資本主義民主中,存在著切實未解決的緊張關係。除了每四年舉行一次選舉投票外,還有什麼平台可以讓他們的聲音被人聽到?

它還涉及到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張力。政黨在多大程度上與社會運動合作和控制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於制度渠道之外,並且能夠在社會中更廣泛地施壓、對話、尋求改變?軍政府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只是壓制了它們。

最後,我們來談談歷史的連續和斷裂的問題。2011年,智利爆發了群眾運動,學生和其他人譴責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我在閱讀《超越先鋒隊》時覺得受到觸動的地方之一,就是過去的運動在智利歷史中為未來的運動提供了資源——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大眾鬥爭在1960年代後期的運動中繼續存在。但之後,智利經歷了十七年的巨大的斷裂,軍政府試圖抹去所有的記憶或完全重寫歷史,所以那些參與1970年代早期運動的左翼人士甚至害怕提及歷史與討論歷史。

2011年這場大規模運動進行到高潮時你身在智利。你覺得這場運動如何與你筆下的阿連德人民團結聯盟政府那一千天的歷史相關聯?

施洛特貝克:

2011年的學生運動,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措施和獨裁統治期間進行的教育私有化的回應。

智利這一代年輕人通常被稱為「沒有恐懼的一代」,因為他們是在獨裁統治結束後的1990年代出生的。在他們創造的抗議策略節目單中,你看到了占領街道、占領學校,你可以看到以愉悅和解放為中心的政治動員的回歸。而且,這可以深入智利人在千日革命中所經歷的日常生活的記憶——創造歷史的感覺,成為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

因此,我認為如今的運動,在規模和歡騰程度上存在明顯的相似之處,他們也同樣希望尋求新的政治行動形式。這些特點將1960年代與今天的當代學生運動連接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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