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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家與革命家:追思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李亞農、沈以行兩所長


- 2018年10月27日05時48分
- 歷史文摘 / 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

身兼學問家和革命家的人不多,因為造就這樣的學者需要歷史際遇。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老所長李亞農(1906-1962)和沈以行(1914-1994)就是這樣的兩位學者,他們曾親歷社會變革、親身參與革命,之後又得以走進書齋、成為歷史的研究者。

2018年10月26日上午,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中國現代史」創新型學科團隊舉行了對兩位所長的追思會暨紀念冊(徵求意見稿)發行式,李、沈兩位先生的學者同仁、昔日同事、晚輩親友等應邀與會。

學問家與革命家:追思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李亞農、沈以行兩所長圖片


會議現場

李亞農先生早年留學日本,1920年代在日本加入共產黨從事革命,後被捕入獄三年。抗戰爆發後他加入新四軍,1941年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被陳毅任命為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負責對日俘工作。解放後,他接管並主持上海科學技術工作,籌建成立了上海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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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農(1906-1962)

沈以行先生曾在郵政系統工作,從1930年代開始加入工人組織,後在黨內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推動工人抗日救亡,還曾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複雜的鬥爭中經受炮火、監禁等考驗。解放後,他是工人運動史研究的倡議人、組織者和著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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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以行(1914-1994)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葉斌從治學的角度總結李亞農、沈以行兩位所長的特點:

「兩位所長都是學問家兼革命家。李亞農先生1927年入黨,沈以行先生1938年入黨,都在二十來歲風華正茂的年紀、中國革命比較困難的時局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身體力行的革命家。他們的史學研究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李亞農先生從事古代史研究,目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來教育人民』;沈先生研究工人運動史,本身就是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他以親歷者的身份開創了上海工運史研究,帶起了一支工運史研究的隊伍。可以說,他們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革命政治的結合。」

此外,葉斌還總結道,兩位老所長都重視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問題,並且極其重視史料工作。在他們的領導下,歷史所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成果豐碩,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也讓歷史所在學術界頗受尊重。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主任馬軍在發言中分別介紹了兩位所長對歷史所的貢獻。李亞農先生是1956年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創所時的所長,沈以行先生則是1978年「文革」後歷史所復所時主持工作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副所長,他們都在歷史所創立、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節點上發揮作用。

「李亞農先生是首任所長,他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長期致力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業績斐然;他在就任所長期間,綱舉目張,制定長期研究規劃,積極引進人才,廣泛搜集歷史研究資料,從而奠定了歷史研究所的『所格』和幾十年的發展方向;

沈以行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就投身工人運動史的研究,在長達四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還帶領一批同仁堅持不懈,奠定了本所的一大特色——上海工人運動史研究。他在就任所領導期間,為接續歷史所因『文革』而中斷的治學傳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別是他積極創造並推進上海史研究,遺惠長遠。」馬軍說。

李亞農先生哲嗣李小騮在會上回憶了關於父親的往事。李小騮先生系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原黨委書記,他談到,在中國科學院服務了三十年,作為一名研究者和管理者都曾受到父親的影響。

「儘管我十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但有些事我仍有印象。早在五十年代初他的身體就每況愈下,最後癌細胞擴散得很厲害,已經到了腦部,可他想寫的東西越來越多。因為心臟無法忍受上海的黃梅天,他常年住在衡山賓館的高層,人瘦得只有五六十斤,已經拿不動書了,只得專門讓科學院的小工廠製作了書架,一邊插著氧氣一邊看書寫東西,直到他去世。」李小騮說,這一幕使他很受震動,「父親對學術研究是有興趣的。對於離開黨政管理崗位到歷史研究做工作,他是很高興的」。

鄭慶聲先生自1952年起追隨沈以行所長研究工人運動史,與之相處長達四十二年。回憶起老領導沈以行,他說:老所長的一生都與工人運動密切聯繫在一起。他回憶了沈以行所長和劉長勝同志的一段淵源,那也是沈先生轉向工運史研究的契機。

劉長勝是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江蘇省委副書記、上海局副書記,1937年後上海工人運動長時間的領導人。早在1939年,他就布置上海各行各業的地下黨員編寫這方面史料,沈以行先生當時也參加了郵局方面的編寫工作。

解放後,處在市委和總工會領導崗位上的劉長勝仍十分重視這項工作,他預見到「歷史資料,現在進行搜集的條件比較好」,決定成立專門機構進行這項工作。1953年,他親自到上海部署相關工作,調沈以行等人成立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幹事會,重點整理郵局等四個產業系統的史料,沈以行先生正是從這時起真正參加了工運史研究的實際工作。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餘子道講述了沈以行在復旦歷史系和社科院歷史所「系所合作」期間的歷歷往事。


他回憶道,1979年冬天,他陪同一位美國來復旦的訪問學者拜訪沈以行先生,向他請教中國工人運動、工人階級和革命的問題。那是剛剛改革開放、社會氛圍仍然比較保守的情況下,復旦的第一位美國訪問學者。沈以行先生坦誠相見,為美國學者提供了大量材料,包括他們做的老工人談話記錄等珍貴的一手資料。後來沈、余兩位都為這件事向有關部門寫了情況說明。「在當時保守的思想環境下,我們去拜訪檔案機構也都碰了釘子,一般人也難以做到。可是沈以行先生大膽敞開胸懷,接待了西方學者,這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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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馬軍、葉斌、李小騮、鄭慶聲

儘管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遺憾難以避免,但李、沈兩位學者保有反思的自覺。

鄭慶聲先生回憶沈以行時說:「過去我們做工運史有個毛病,只講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不講別人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但沈先生的觀點是研究歷史資料一定要全面。既有共產黨領導的,也有非共產黨領導的。」

唐培吉先生提到李亞農對人才的態度時回憶,李先生曾在很「左」的社會氛圍下,不拘一格地延攬人才組成史學編譯組進行工作。李小騮記得父親的秘書曾記下父親的一句話:「人啊,應該心腸熱,頭腦冷。現在不對了,是頭腦熱,心腸冷。」

另一方面,身兼革命家和學問家的際遇也帶來了寶貴的財富,李、沈兩位所長均在史料搜集方面立下汗馬功勞,從李亞農在建所初期注重資料建設的方針制定,到沈以行親自積累下的幾千萬字工運史資料——其中包括老工人口述訪問等,都為歷史所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遺產。

這些歷史資料浩瀚龐雜,至今保留在社科院歷史所,馬軍研究員近年來致力於整理和研究這些史料,並不斷地有新發現。同時,他也正在編纂兩位所長的紀念冊,其中收錄李亞農、沈以行兩位學者的生平資料、學術作品以及親友同仁的回憶、報刊媒體報導等,到場學者通過紀念冊的徵求意見稿得以先睹為快。

「紀念不僅是為了緬懷過去,也是為了展望將來;編纂紀念冊不僅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們;不僅是為了現在的歷史所,也是為了將來的歷史所。希望我們能在老所長的事跡中找到指南,老所長的精神能長伴左右。」馬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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