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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大才疏,言行脫節--論黨錮之禍中那些必然失敗的黨人們


竹吟風創作號一笛清韻渺然去,半坡瘦竹吟秋風。大家好,我是竹吟風。接續前篇《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聊一聊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今天接著和大家聊一聊黨錮之禍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以及那些必然失...

- 2018年11月25日00時56分
- 歷史文摘 / 竹吟風創作號

竹吟風創作號

一笛清韻渺然去,半坡瘦竹吟秋風。大家好,我是竹吟風。接續前篇《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聊一聊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今天接著和大家聊一聊黨錮之禍發生的深層次原因以及那些必然失敗的黨人們。

說起東漢末年的黨錮案當然完全是冤假錯案。實際上黨人們根本沒有結成什麼黨,更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甚至並沒有結成什麼團體,最多只是一群意氣相投的士人組成的非常鬆散的同盟。正因為如此,他們既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也沒有周密的行動計劃,面對政治迫害所採取的態度也是因人而異的。說他們要「圖危社稷」更是冤哉枉也,且不說他們都巴不得為皇帝效勞盡忠,竇武、陳蕃和黨人們要殺的只是一批宦官,就是對出自皇帝的迫害也無不逆來順受,至多只是逃避,卻從來沒有任何反抗。

不過,平心而論,黨人們並不是沒有責任,要是他們的態度不是那麼偏激,行為不是那麼極端,策略不是那麼幼稚的話,損失絕不會如此慘重,結果可能更接近他們的目標。


黨人們的確都是學者士人,用今天的話來說,都是知識分子,其中不少人的主要事業是讀經遊學,設帳授徒。黨人們的集體活動也只是互相標榜,評品人物,發表一些「危言深論」。但他們既不是閉門讀書、埋頭著述的純粹學人,也不是優遊林下、清心寡欲的出世高士;其中大多數是在任或離任的官員——從最高一級的文武官員大將軍、太尉、太傅,中央各部門和一級政區的行政長官,到幕僚和縣長;

其餘的也都是「家世衣冠」的鄉紳和待價而沽的士人。黨禍的起因表面上是宦官對反對他們的士人的報復,實際還是東漢權力鬥爭的一部分。黨人們的領袖之一竇武,就是一度權傾朝野、掌握擁立新君大權的外戚,而竇武與宦官較量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就是這批黨人。

東漢從和帝開始幾乎都是幼主即位,母后臨朝,外戚當權。下面捋一捋東漢中後期的皇帝繼位簡史:

和帝10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其兄竇憲執政。


元興元年(105年),27歲的和帝死,其子劉隆(殤帝)還不滿1歲,即位後由鄧太后臨朝,其兄鄧騭執政。

次年八月殤帝死,鄧太后與鄧騭立和帝之侄、13歲的劉祐為帝(安帝),繼續由鄧太后臨朝。

延光四年(125年),32歲的安帝死,廢太子劉保已11歲,但系宮人所生,沒有即位的資格;而皇后閻氏為了能長期掌權,貪立幼主,與其兄閻顯等迎立章帝之孫北鄉侯劉懿(少帝)。劉懿即位時年不詳,但肯定是幼兒,閻後當仁不讓,以太后身份臨朝,閻顯執政。數月後少帝死,宦官孫程等18人密謀,擁立廢太子劉保(順帝),閻顯被殺,閻太后被幽禁。

建康元年(144年)順帝死,兩歲的太子劉炳(沖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其兄梁冀任大將軍。第二年正月沖帝死,梁冀不顧大臣立長君的建議,立8歲的劉纘(質帝)為帝,梁太后繼續臨朝,梁冀執政。一年多後,質帝中毒死。梁冀立15歲的劉志(桓帝)為帝,梁太后仍臨朝,梁冀也繼續執政。

靈帝12歲即位,竇太后臨朝,其父竇武執政。唯一的例外是,順帝雖也是1l歲即位,卻是由宦官擁立,閻太后失勢,閻顯被殺,順帝母親已死,因而沒有太后臨朝。但7年後立梁皇后,外戚梁氏的勢力迅速膨脹。順帝死後,梁太后臨朝3帝、19年。

東漢時之所以會接連出現這樣的局面,一方面是由於皇帝死時還沒有兒子或兒子太小,另一方面是因為太后和外戚都想繼續掌權,故意選幼主即位。等皇帝長大後,不願當傀儡,就要設法擺脫太后或外戚的控制。但由於外戚大權在握,皇帝只能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宮廷政變。

如和帝14歲時與宦官策劃,清除外戚竇氏。安帝28歲時鄧太后死,方能親政,同年即利用宦官廢外戚鄧氏。桓帝親政後,梁冀繼續獨攬大權,桓帝與宦官合謀滅梁氏。宦官為了達到控制皇帝、鞏固權力的目的,也主動掌握時機打擊外戚,擁立順帝,殺閻顯就是一例。

在權力鬥爭的惡性循環中,士人們往往站在外戚一邊。這固然是由於士人們不屑與宦官為伍,更主要是因為士人們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干一番事業,就得做官,而外戚掌握朝政,正是士人們投靠的對象。

相反,宦官的正式職務大多屬於內廷,按正常途徑與士人們不應發生直接聯繫。加上外戚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一般都竭力拉攏士人,所以除了梁冀過於飛揚跋扈,誅殺李固、杜喬等大臣和士人外,其餘的外戚與士人的關係遠比宦官與士人的關係密切。

但問題是,外戚與宦官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宦官未必人人都壞,外戚也不見得個個比宦官強。像和帝時主謀殺竇憲的鄭眾,發明造紙術的蔡倫,參與滅鄧氏的19名宦官中的良賀,靈帝時的呂強和丁肅等5人,都有值得稱道的事跡,不愧為宦官中的佼佼者。特別是呂強,還直接推動了黨錮案的解除。


而外戚中儘管也不乏正人君子,或者頗有文治武功,但大多過不了迷戀權勢和以權謀私這兩關。就拿黨人們推為領袖的竇武來說,實際執政僅9個月,史料中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劣跡,但仔細分析就未必如此。桓帝死後,選擇新君的決定權就操在他手中。《後漢書•竇武傳》說他只是召見河間國的劉儵,詢問該國的王子侯中有誰賢能,僅根據劉儵稱道劉宏就決定立他為帝(靈帝)。

以後的事實證明,靈帝根本無賢可言,而且他母親與他的愛錢貪財,在帝後中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河間王一支中缺乏賢能,也不至於到了以靈帝為最佳的程度,竇武輕率地選擇靈帝,看來還是想找一個便於控制的12歲孩子。憑著這「定策」的功勞,竇武心安理得地增加封邑,子侄升官封侯,此後王甫在反駁陳蕃稱讚竇武「忠以衛國」時指責「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看來不是無中生有。要是竇武執政的時間不是9個月而是9年,結果又會如何呢?這樣的人做黨人的領袖,領導黨人與宦官斗,即使獲勝,恐怕也不會有多少好作用。

在與宦官的較量中,竇武與黨人們占有壓倒性優勢:黨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職,控制著首都地區的軍隊和禁衛軍;宦官弄權多年,作惡多端,積怨甚深,而黨人們得到輿論的支持;皇帝為竇氏所立,對竇武有好感,又來自外藩,與宦官沒有聯繫。但結果卻是黨人們的慘敗,這只能證明他們的無能。

從當年年初,竇武與陳蕃就開始做人事部署,要誅殺曹節、王甫等宦官的輿論已經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兩名中常侍開刀,又拖到八月才準備逮捕曹節、王甫。在這樣的對手面前,即使不出現竇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們也會有充分的對抗時機,無怪乎能在一夜之間反敗為勝。竇武遲遲不動手的主要原因是他過於重視女兒竇太后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后的同意,偏偏這位女主在曹節、王甫的奉承下,對他們十分信任,一直不批准將他們法辦。

可以想像,即使竇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后手中,她也未必會立即採取行動。竇武既沒有將太后與宦官隔離,也沒有對太后與小皇帝實行保護,結果讓宦官輕易地劫持,成了他們假傳聖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上了逮捕曹節等的奏章後,竇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黨人指揮的禁衛軍事先居然毫無準備,臨時召集的數千軍人不堪一擊。

這一系列錯誤的步驟當然不是竇武一個人的責任,但恰恰暴露了黨人們的致命弱點:志大才疏,言行脫節。他們是言論的巨人,卻是行動的矮子;他們追求的與其說是政治鬥爭的勝利,還不如說是個人價值的體現。

就拿黨人的另一位領袖、這次行動的具體策劃者陳蕃來說。他的嫉惡如仇、直言極諫、臨危不懼、不計私利(如多次冒死營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範,而政治技巧和鬥爭策略卻乏善可陳。陳蕃少年時的一件事曾傳為佳話,正好說明了他從小就存在的片面性。他15歲時獨居一室,父親的朋友來看他時,見屋子裡又髒又亂,就問:「客人來了,小朋友為什麼不打掃一下?」他回答:「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實,掃除天下與打掃屋子是並行不悖的,能打掃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掃除天下。相反,連屋子都不願掃或掃不乾淨的人,又怎能掃除天下?不幸的是,陳蕃這樣的人在黨人中並非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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