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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糟的人倖存下來,而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鳳凰文化提起納粹,你對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定不陌生。在這個「死亡工廠」里,大約有萬人在這一集中營被殺害,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即便戰爭已經過去好幾十年,對親歷者而言奧斯維辛就像一場如影隨形的噩夢,從夢中醒來的唯一辦法就是直面那些殘酷時刻。而一直到現在,我們總是還會...

- 2017年11月15日06時56分
- 歷史文摘 / 鳳凰文化

鳳凰文化

提起納粹,你對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定不陌生。在這個「死亡工廠」里,大約有110萬人在這一集中營被殺害,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即便戰爭已經過去好幾十年,對親歷者而言奧斯維辛就像一場如影隨形的噩夢,從夢中醒來的唯一辦法就是直面那些殘酷時刻。

而一直到現在,我們總是還會遇到面對犯下的暴行不肯承認的頑固分子,仿佛只要一直逃避就可以當做真的沒發生。對此,一本珍貴的納粹集中營見證實錄,能為納粹戰犯的追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證據,也為後世了解那一段黑暗與恐怖的歷史提供了一次珍貴的機會。

誠如萊維所言,「執著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錯,常常會賦予搜尋真相的人一種身份,而它勝過單純的證人身份。」這些證詞是必不可少的記憶,成為我們反思歷史和人之價值的依據。

本文是著名學者徐賁站在歷史旁觀者的角度所寫的《倖存者的記憶和見證》,內容有刪減。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意> 普里莫·萊維 著,

楊晨光 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7.10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萊維的最後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萊維最初的寫作動機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大屠殺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他必須站出來做見證。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萊維已經在大約140所學校做過關於大屠殺的演講。

在與年輕人的接觸中他發現,在他們眼裡,「二戰」和「二戰」期間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極權罪行早已成為過去,是再也不會發生的事情了。這些年輕人不但不了解奧斯維辛,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了解奧斯維辛。

災難見證因此對他們有特殊的教育意義:「青年一代必須傾聽我們的述說:因為我們集體性地見證了一個至關重要、出人意料的事件,而至關重要正是因為出人意料,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發生違背了所有的預言……它可能發生,它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

萊維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納粹造成的災難發生在不久以前的過去。他記錄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樣的傳說歷史,而是與今天人類息息相關的人道災難歷史。記憶和見證這樣的歷史是為防止在未來再發生同樣的人道災難。

灰色地帶中的人性

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之前,萊維的許多著作已經使他贏得了大屠殺倖存者記憶代言人的聲譽,但是,他對記憶和知識,對他自己作為一個見證者的正當性都抱有懷疑。他說,集中營的歷史幾乎沒有例外是由像我這樣的人書寫的,我們並沒有沉淪到底,那些沉淪到底的都沒有能夠回來。

那些再也沒有回來的人們便是萊維在集中營中的難友,他們死了,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人間來做見證:「他們是常規,而我們是例外。」

不僅如此,消失於災難的殺戮,再也回不來的人們,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來的,少數是因為幸運,而大多數是因為他們最能適應已經非人化了的惡劣環境,因此是人類中最糟糕的。

「那些最糟的人倖存下來: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帶』的合作者和密探們。這並非一定之規(集中營里沒有一定的規律,人類的行為同樣也沒有),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個規律。」萊維在《這是不是個人》里說,15萬底層囚犯存活下來的只有數百人,活下來的主要是醫生、裁縫、鞋匠、樂師、廚師、年輕英俊的同性戀者、集中營主管們的朋友和隨從。

奧斯維辛集中營

萊維也是一個倖存者,至於他自己,他說:「我感到無辜,沒錯,因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員,所以通過我的眼睛(還有其他人的眼睛)永遠尋覓一個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最糟的人,也就是說,那些最適應環境的人,倖存下來;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萊維通過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來觀察集中營的灰色世界,做見證給他帶來令他困惑、痛苦、始終無法釋懷的感覺。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從他的見證得到一些普遍的結論(以便對後人有所幫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記憶和需要分析的現象和現實太複雜、太曖昧,一不小心就會陷入簡單化的黑白兩分「成見」,丟失那種本是「灰色」的真實。

因此,「理解」成為見證似乎難以達到的目標,而「交流」既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卻又加深了這個問題,使它變得更加困難。

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兩個同時存在的萊維,一個萊維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讀者充分理解,而另一個萊維則在堅持與他們交流,他在本書「交流」一章中說:「我從來不喜歡『無法溝通』這個詞。」

但是他又說:「從交流的角度(事實上,無法交流的角度)上,我們倖存者有著一個特殊的經驗。」《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所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幾乎無法交流而又必須交流的特殊經驗。傳遞任何過去的其他人道或極權災難的特殊經驗,也都是這樣。

萊維要告訴讀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險的。在極端的處境下,人性變得模糊,人的行為也失去了可辨的輪廓,絕大多數人並不要麼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麼是聖徒般的受害人。無論是道德或行為,人都生活在一個黑白不明的世界裡,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了曖昧與矛盾的灰色地帶。

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裡,囚犯對囚犯的侵犯甚至會超過德國人所做的。「那些集中營新來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驚。他們所突然墜入的這個世界是可怕的,沒錯,但同樣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簡化模型。敵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內部,而『我們』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對抗的派別不僅是兩個;人們不能發現一條(唯一的)戰線,而是許多,可能無數條混亂的戰線,橫亘在彼此之間……新來的囚犯在尋求盟友時,往往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現實是如此殘酷,以致立刻導致人們抵抗能力的崩潰。」

萊維讓我們看到的是極權統治下幾乎所有人的集體靈魂崩潰,集中營成為這種地獄式統治的最極端的縮影。「相信地獄般的納粹體制可以使受害者的靈魂得以凈化,這真是一個天真、荒唐的歷史性錯誤:這個體制損害他們的道德和尊嚴,同化他們。」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只是施刑人,受害人同樣也被極權之惡所挾裹。

這樣看待受害者的陰暗人性,有著犀利的剖析力量,但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果,讓敵人(加害者和他們的辯護者)高興,而讓朋友(受害者和同情者)痛苦。萊維不是不理解這些,但他同時知道,如果我們要認識人類,要知道如何保衛我們的靈魂,就必須面對人性陰暗和醜陋的一面。

他引述19世紀小說家和詩人亞歷山德羅·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話說:「內奸,壓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種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僅因為他們所犯的罪行,也因為他們扭曲了受害者的靈魂。」權力腐蝕施害人,同樣也腐蝕受害人,使他們變成另一些受害人的施害人。但是,加害人和受害人畢竟是有區別的。

萊維反對「我們都是受害者或兇手,而我們自願地接受這些角色」的說法。他堅持認為:「把殺人兇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從根本上蒙蔽我們對於公正的需要。」「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是否也潛藏著一個殺人兇手,但我的確知道,我是一個無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兇手。我知道這些兇手存在過……把他們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種道德疾病,一種美學上的故弄玄虛,一種同謀的邪惡信號。」

羞恥和良心責備

在極端的處境下,人有一種自我保護和求生的本能,這是一種實用的、不受道德約束的自然本能,不是自由、理性的選擇結果。壓抑羞恥和罪惡感便是這樣一種本能機制。羞恥心的消失對囚犯能起到保護作用,使他們可以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變得與文明社會中的人們完全不同,也不再受文明社會倫理的約束。

奧斯維辛集中營

在另一個世界中也許會令他們羞愧不已的行為,在集中營世界卻成為一種規範。在極端的處境下,人們平時所說的倫理和道德不僅是一種奢侈,而且是基本生存的有害障礙。

萊維發現,脫離了集中營後的自殺人數反而超過了在集中營里的時候(他自己就是這樣自殺身亡的)。他認為,只有當人活得比較有人的意識時,才會考慮到自殺的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下,自殺是由未被懲罰而減輕的罪惡感所衍生的行為……當集中營的嚴酷生活被視為一種懲罰,罪惡感(如有懲罰,必有罪惡)已隱藏在潛意識之中,而在解放後,這種罪惡感重新浮現在腦海中。換句話說,並不需要因為某種罪行(真實的或虛幻的)而通過自殺來懲罰自我—罪惡感所帶來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對一個人的懲罰。」

只有在從集中營中解放出來,「一切都結束」時,羞恥和罪惡感才開始咬噬人的良心,這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無所作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個吃人的體制。這是一種理性與良心的無勝負的交戰,「在理性層面上,集中營的囚犯們並沒有什麼可羞恥的,但他們仍然感到羞恥」。

萊維在本書「羞恥」一章中這樣解釋道:「在大多數情況中……解放的背後是毀滅、屠殺和遭受的痛苦。只有當他們感到自己重新變成人,也就是說,重新肩負生活的重任,人們才能感受到悲傷:失去親人或家庭離散的悲傷;身邊人們廣泛遭受痛苦的悲傷;他們自己耗盡了精力卻無可救藥的悲傷。」

曾經被壓抑的悲傷伴隨著甦醒了的罪惡感湧上心頭。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罪惡感呢?萊維認為:「重獲自由時所感到的羞恥感或罪惡感是極端複雜的:它包含著多種要素,而對於每個人,它的各種要素的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我們每個人都在集中營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來。」

倖存者的特殊羞恥感和罪惡感讓萊維首先感覺到的是那種因「缺乏人類團結精神」而產生的自責,他在集中營里將近一年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但為了考慮自己的存活,極少與他人分享這些經驗。

另有一種罪惡感,它來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來」,而「死去的那個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聰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義」。你發現自己沒有明顯的罪過,「你沒有篡奪任何人的位置,你沒有打過人……儘管如此,你仍然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每個人都是他兄弟的該隱」,這種內疚「像蛀蟲一樣深深地隱藏在我們的心靈之中,儘管從外表無法看見,但能感覺到它的噬咬和銼磨」。

還有一種罪惡感,是一種「更廣意的羞恥,世界的羞恥……每一聲喪鐘都是為所有人而鳴」。許多倖存者感到自責,「他們所感到自責和羞恥的,並非自己的過錯,而是他人的罪惡,他們感到牽涉其中,因為他們感到在身邊發生的罪惡,在面前發生的罪惡,以及在自己身上發生的罪惡,是難以磨滅的。

它永遠不可能擺脫;它將證明人,人類(總之,我們)有潛力去營造無盡的痛苦,而這痛苦是唯一憑空營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費力氣和錢財,只需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動於衷」。

對萊維來說,極權災難的羞恥、罪惡感和自責是在受害人脫離了集中營世界,重新成為人以後,得以恢復的人性顯示。儘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蝕、扭曲,甚至泯滅,但對極權災難他們負有的道德責任是與加害人不同的。

他們對過去也會有與加害人不同的記憶或遺忘方式,他們的見證和羞恥感應該對全人類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恥感去打動別人的羞恥感和以自己的責任心去激發別人的責任心。

羞恥教育與記憶更改

萊維的見證中有冷靜的人性剖析,還有一種屬於弱者的道德哲學力量。冷靜的剖析和平凡低調的道德哲學會對讀者產生理性教育的作用。不僅如此,萊維見證的羞恥心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但與理性教育不同,它更訴諸情感而不是理智,更發自良心的感受而不是哲學的思考。羞愧的情感教育對一般讀者比較有效,他們雖然未必有成熟的認知或深入的思想,卻不缺乏盧梭所說的那種人類基本的同情心(compassion)。

萊維清楚地知道,對沒有罪惡感的人談罪惡感是徒勞的,羞恥的情感教育對他們也難以發生作用。反倒是那些沒有作過惡、沒有犯過罪的,在大屠殺過後會更加因為羞恥和罪惡感而靈魂不得安寧。

在運用羞恥心的教育時,萊維非常小心而有節制,因為他知道,過度使用羞恥教育,效果會適得其反。然而,即使不過度,訴諸羞恥心仍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尤其是對那些曾經充當過加害者的人們。

羞恥心是接受了倫理教育的結果,如果不是從小接受正常的倫理教育,一個人並不會自然而然就有羞恥心,更不會對自己的壞行為有罪惡感。因此,作為一種教育手段,羞恥心對最需要接受羞恥教育的那些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萊維對此指出:「仍有一些人,在面對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時,卻視而不見,不為所動。這是大多數德國人在希特勒統治的12年里的所作所為,自我欺騙,將不視作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則減輕了他們同謀或縱容戰爭的罪行。」

對這樣的加害者,批評他沒有罪惡感,他就會進行反擊,反誣這是批評者在不公正地進行「集體罪惡」指責。典型的強辯之詞就是,德國人或黨衛軍並不個個都是壞人。

為了避免與這類強辯之詞糾纏,萊維從來不用「某某人,你為什麼不懺悔」這樣的語氣討論羞恥心和罪惡感的問題,也經常用「德國人」而不是「納粹」來稱呼集中營的管理者。這種低調和理性反倒加強了他的說服力,使不少曾經與德國人合作的人們多少感覺到自己對一些事件所負有的道德責任。他們的這種感受是來自對自己行為的反思和否定,而不是由於萊維對他們做了什麼道德指責。

萊維避免用罪惡感來進行道德責備,因為這種責備的效力有限,乃至完全無效。在許多情況下,如果弄錯了對象,這樣的責備還可能根本就是無的放矢。萊維自己就常受到別人的道德責備,被問到這樣的問題:在集中營里的他,還有其他猶太人為什麼不逃跑?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事先」躲避被捕?這樣的問題在暗示,受害者至少應當為他們的命運擔負部分的責任,他們的羞恥感是咎由自取。

萊維並不迴避猶太人的軟弱,但他也耐心地解釋,受害人事實上不應該為他們的不幸遭遇擔負罪過。在「成見」一章中他說,逃跑也許確實可以「洗刷被監禁的恥辱」,然而,「關於囚禁和逃脫的這種刻板印象與集中營里的情況沒有半點相似之處」。在集中營的極端處境下,人並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的行為是身不由己、力不從心的。

集中營的人

對那些生活在集中營世界裡的猶太人,「逃跑是困難並極為危險的。德國人不僅摧毀了他們的意志和道德,還藉助飢餓和虐待使他們虛弱。他們當牛做馬,卻深知在德國人的眼中,他們的價值連牛馬都不如。德國人剃光了他們的毛髮。人們一眼就能認出他們骯髒的囚衣。他們的木鞋使他們不可能迅速、安靜地走動。如果他們是外國人,他們在集中營附近既沒有熟人,也沒有切實可行的隱藏地點。就算他們是德國人,他們也知道自己在嚴密監視之下,也在目光敏銳的秘密警察的檔案之中,而且在他們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於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險為他們提供避難所」。在納粹統治的天羅地網裡,「即使他們能夠設法穿過帶刺的鐵絲網和電網,避開巡邏隊,在警戒塔上配備機槍的哨兵的監視,專為追蹤人的氣味而訓練的軍犬,他們又能往哪個方向逃呢?誰又能為他們提供避難所?他們是世界之外,由空氣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不再有祖國(他們已經被剝奪了公民的身份),也沒有家」。

比起受害者們,那些加害者和施刑人才是更應該受到羞恥心責備的,但是,他們卻常常用逃避和更改記憶的方式迴避這種本該來自羞恥心的責備,「有人故意說謊,冷靜地編造事實,但多數人則拔錨、啟航,暫時或永久地,遠離真實的記憶,為自己編造一個方便的事實。對他們來說,過去是一種負擔,他們為犯下的罪惡(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厭惡,願意用另一份記憶替換真實的過去」。

對於那些逃避有罪記憶(memory of the guilty

act)的人們來說,「被洗腦」反而成為他們自我開脫的方便理由。萊維以耶路撒冷審判的艾希曼和氫氰酸毒氣室的發明者魯道夫·霍斯為例指出,幾乎所有的納粹軍人都以相同的理由來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人們一直教育我們絕對服從、等級觀念和民族主義的思想;我們被灌輸了種種口號,被儀式和遊行沖昏頭腦;人們告訴我們,唯一的正義是我們人民的進步,唯一的事實是領袖的指示。你們(還能)希望我們做什麼?」在對有罪行為的記憶中,「誠實」(good

faith)和「自我欺騙」(bad faith)之間的區別是模糊的,那些被帶上法庭的罪犯常常會說「我不知道」和「我不記得」,有的是故意撒謊,有的則是因為決意放棄這段記憶,並通過否認這段記憶來逃避罪責,「在說謊時,他就像一個完全入戲的演員,與他的角色化為一體」。

在受害者中也有不願記憶的,但與加害者的情況不同。在受害者那裡不存在欺詐的行為,「任何曾遭受過不公正待遇或傷害的人,不必精心編織謊言,為自己開脫並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於一種看似矛盾的機制……他也許會為此深深感到羞恥。但這並不能否認受害者也會出現記憶更改這一事實」。

羞愧對人的記憶起著至今尚未被人們充分了解的多重細微影響,萊維的剖析也許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萊維引述說,黨衛軍喜歡這樣嘲笑囚犯:「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做證,就算有人能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萊維拒絕在這樣的魔咒下度過他作為倖存者的一生,他要用自己的見證證明,只要堅持記憶,這樣的魔咒是可以破除的。

做見證和當知識分子

災難見證具有普遍的教育作用,對於災難見證,萊維一直意識到大屠殺倖存者威塞爾(Elie Wiesel)所說的那種「將經驗轉化為知識」的困難。萊維對大屠殺的冷靜觀察、平和敘述和低調語氣使得他的災難記憶被看成見證作品中「最不驚擾、最不傷害,也最不追究責任的」。

萊維散文作品中那種低調和理性並不意味著他已經寬恕了大屠殺的加害者,這一點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中表現得更加清楚。在「知識分子在奧斯維辛」一章中,萊維反駁了埃默里對他是「寬恕者」的指責。

他寫道:「埃默里把我稱為『原諒者』。我既不把它當作侮辱,也不把它當作讚美,而是認為這個稱呼並不準確。我並不傾向於原諒,我從不原諒當時的敵人,我覺得我也不會原諒這些敵人的效仿者,無論他們在阿爾及利亞、越南、蘇聯、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為我知道人類的任何行為都無法彌補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張正義;但從我個人來說,我並沒有能力去『以牙還牙』。」萊維這種非英雄主義但並不妥協的反抗倫理,與他考慮到猶太人無法逃跑,不責備他們不逃跑是一致的。

雖然萊維不寬恕施害者,但他並不願意像埃默里和其他「憤恨者」那樣生活,他認為,正是憤恨和仇恨造就了集中營世界的那種邪惡結構—我們與他們、自己人與敵人、人與非人,而要打破這樣的邪惡世界結構,首先應該從自己先跳出仇恨做起。他承認自己不如埃默里那麼勇於反抗,但他有自己的理由:「我從來不知道如何『以牙還牙』,既非出於福音傳道般的聖潔,也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高貴,而是由於內在固有的軟弱無能……在面對一個人類的侵擾和挑釁時,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氣。自我記事以來,就從來沒有『拳來拳往』的經歷。」

也正是因為萊維的見證不是「拳來拳往」,它才具有一種特殊的理性和思考力量。它要傳播的是充分了解極權罪惡的知識而不是對它的簡單控訴。做見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光有一些直接的受難經驗是不夠的,「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倖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注意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現有的集中營回憶和見證其實並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經驗的底層受難者做出的,對其他極權統治的許多見證也是如此。底層受難者的觀察能力往往在苦難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盡。實際情況是,集中營的歷史幾乎完全是由像萊維那樣的「特殊囚犯」書寫的,那些最有資格做見證的,其實都已經死掉了,萊維對此懷有罪過感。那些屬於「特權階級」的囚犯,他們的身份會影響其證詞的質量,他們可以通過更好的角度去觀察集中營,但是「特權也多多少少影響了他們觀點」。更有那些因為曾經屬於「特權階級」而根本不願意做證的,「為集中營當局服務而換取特權的人們,根本不會做證。出於明顯的原因,他們的證詞要麼不完整,要麼就是歪曲事實或完全虛假的」。

「證詞」和「見證」的這種弔詭和困局使得證詞的認識和倫理價值都成為一個問題。萊維認為,他自己屬於那些極少數的集中營最好的歷史學家,「他們有能力和幸運去獲得特權地位,可以更好地觀察集中營,而不用卑躬屈膝,出賣人格;他們有技能去講述目睹的事實,遭受的苦難」。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以優秀歷史學家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複雜性,又記述其中千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

萊維稱讚集中營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擁有比猶太人和其他囚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們有能力「解釋他們看到的現象」,而且,「鑒於他們原本都是反法西斯鬥士(甚至現在仍是反法西斯鬥士)的事實,他們意識到證詞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戰爭手段」。

他們中許多是集中營里的知識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識分子。但是,萊維並不同意埃默里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埃默里認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是在一個坐標系中能夠實現最廣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學者和哲學家組成。他的審美意識得到良好的發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維所吸引」。按照這個標準,儘管大多數律師、醫生、工程師甚至語言學家或人文學者具有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稱不上是知識分子。

萊維認為埃默里的知識分子定義過於苛刻,他建議「將這個概念擴展至所有將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們有著活生生的文化,因為他們的文化能夠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擴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對任何知識分支都不會無動於衷或煩惱生氣的人」。

知識分子有著活生生的文化,而他們的見證正是一種更新、擴展、提高自我和群體的方式。萊維說,雖然他自己以前是一個化學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無知、冷漠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知識人」,他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那正要歸功於集中營的經歷」。

同樣,許多一般的知識人也都是因為有了在極權統治下的生活經歷,並由此產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後來成為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的。

知識分子的價值和作用很難在集中營或極權世界中立刻顯現出來,他們在那裡常會成為嘲弄和譏諷的對象。在一個只能關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環境中,從上到下都是反智的。

一個人越是受過好的教育,就越是會處於雙重劣勢:首先是在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給他們帶來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會被一種尖銳的恥辱感和貧乏感所刺痛」,並「失去尊嚴」。他們更是常常會受到來自獄友的傷害,「獄友的拳頭是無法接受的,因為這是意料之外、不合常規的,而有教養者往往不知道如何還擊」。

但是,萊維堅持教育和文化對於人自我優化的意義,「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經常,不是每個地方,不是對每個人,但在有些時候,在特定的偶然情況下,文化就像寶石一樣珍貴。文化的確是有用的,它甚至會讓人感到如騰雲駕霧般凌虛馭空(但有著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險)」,這種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快樂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揚揚得意的感覺持續得越久,越強烈,摔到地面時就會越痛苦」。萊維對大屠殺的見證便是這樣一種既令他振奮又給他帶來痛苦的文化行為。見證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與他從讀者那裡得到的理解和體會並不一致。萊維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但他一直沒有因此而放棄他作為「倖存者」,也作為「人」來做見證的權利和責任。

萊維的許多作品都記錄了他的大屠殺記憶,但他並不願意人們只把他看成一位「大屠殺作家」。他想成為一個「作家」,一個不需要「大屠殺」「義大利」「猶太」這類附帶詞的作家。除了大屠殺記憶之外,他還創作了詩歌、散文、科技小說和一部關於「二戰」中猶太人戰士的小說。

他雖然珍視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調行事,還是接受過數百次的採訪。他的大屠殺證詞不只是「做見證」,而且是對人的行為及其道德理由的倫理思考,這是一種對後人富有人文價值的思考,它雖然受到古典人文主義的影響,卻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極權主義的統治後,人類對自己的價值及其可經受考驗的程度,應該有新的認識。

在萊維的作品中有一種產生於奧斯維辛卻適用於後奧斯維辛,產生於極權卻適用於後極權的倫理價值。在這個倫理價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拋棄諸如英雄主義、勇氣、力量這樣的傳統「英雄」美德,而是要賦予它們在極權處境下或後極權時代的特殊含義。這與波比歐(Norberto

Bobbio)所說的「弱勢美德」頗為相似。與弱勢美德相對的是「強勢美德」,強勢美德常與歷史進步和公民政治聯繫在一起,而弱勢美德則總是伴隨著被侮辱、被損害、被踐踏的弱者經歷。弱勢美德不能使人成為英雄,也無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幫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帶,而不致完全絕望或徹底墮落。但這不是弱勢美德的錯,弱勢美德本身就是極端環境的產物,它之所以還有價值,是因為今天還有許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極端環境之中。

2012年10月5日於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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