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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精神分裂的至親?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回憶兄長


按:奧利弗·薩克斯(OS)醫生的身上有不少光環,他既是美國著名的神經學家,亦是聞名全球的暢銷書作家,在醫學和文學領域的名聲不相上下。可能因為父母都是醫生,從小便聽著醫院與病患的種種或詭異或悲苦的故事長大,奧利弗極善講故事,他擅長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和飽蘸人文關懷的...

- 2017年12月05日14時00分
- 健康文摘 / 介面新聞

按: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醫生的身上有不少光環,他既是美國著名的神經學家,亦是聞名全球的暢銷書作家,在醫學和文學領域的名聲不相上下。可能因為父母都是醫生,從小便聽著醫院與病患的種種或詭異或悲苦的故事長大,奧利弗極善講故事,他擅長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和飽蘸人文關懷的筆觸,將腦神經病人的臨床案例寫成一個個深刻感人的故事,被書評家譽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神經文學家”,《紐約時報》稱他是“醫學桂冠詩人”。在豆瓣上,他的《錯把妻子當帽子》《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鎢舅舅》《腦袋裡裝了2000出歌劇的人》《看見聲音》等近十本作品,均有著超過8.0的高分。

在新近出版的《說故事的人》中,薩克斯醫生不再向我們講述別人的故事,而是聊起了自己。一讀才知道,用神經學家和作家兩個頭銜概括他的一生,未免太過狹窄或膚淺。他是一位摩託車騎手,週五離開醫院後徹夜騎摩託遠行,週一精神利落地返回醫院;他善舉重、愛遊泳,雖是博學精通的醫生,卻也在運動過程中幾次與死神擦肩。

如何面對精神分裂的至親?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回憶兄長圖片

1961年,奧利弗在格林威治。

或許一本自傳最令人動容的部分,往往在於一位光鮮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不幸或悲傷過往。這本自傳還沒出第十頁,18歲的奧利弗就跟父親坦白了自己的同性戀性向並請他一定保密,然而第二天一早,他母親滿臉震驚衝下樓對他說:“你太噁心了,我真希望從沒生過你。”奧利弗的愛情從不順遂,他並不迴避寫下年輕時去荷蘭尋歡的經歷,然而他的大半生都孤獨一人度過,在75歲疾病纏身時才邂逅真愛。除此之外,奧利弗的三哥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他自己曾沉溺致幻劑不能自拔,年歲漸長親友的亡故與寫作的挫折……折磨也鞭策著他。如果說薩克斯醫生從前寫下的病患經歷為我們揭示了生命的偶然和無常,那麼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亦是如此。

經出版社授權,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說故事的人》一書中節選了奧利弗回憶三哥的部分章節。此時他已“逃離”英國、前往北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部分原因就是想遠離我這個悲慘、無望、沒有得到適當照顧的三哥。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種遠離或許也是一種嘗試,我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以我自己的方式來探索精神分裂和類似的大腦-思維疾病。”

在此時節選這一章節,亦懷有一種希望,希望謹慎地提醒更多人——無論是父母、老師,還是作為圍觀者的多數——兒童時期發生在校園中的霸凌,將對一個孩子產生多麼深遠、惡劣的影響。奧利弗的三哥邁克爾15歲時精神病就發作了,他的一生被魔鬼糾纏,從未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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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利弗·薩克斯

《離巢》(節選)

我父親(在給我的回信中)寫到,“這幢空蕩蕩的大房子”,而母親則寫到“你們都去哪裡了?……整幢房子裡只剩下舊日的殘影”。

但那幢房子裡還有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就是我的三哥邁克爾。在某種意義上,邁克爾打小便是個“古怪”的兒子。他似乎總是有些古怪之處,很難與人接觸,沒有朋友,看上去很像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們的大哥馬庫斯自幼便沉浸在語言的世界裡;他16歲就能說6種語言。二哥戴維喜愛音樂,本可以成為職業音樂家的。我則熱愛科學。邁克爾究竟生活在怎樣的世界裡,我們都不得而知。但他非常聰明;他讀書不輟,記憶力驚人,為了瞭解這個世界,他似乎求助於書本而非“現實”。母親的大姐安妮姨媽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學校當了40年校長,她認為邁克爾非常與眾不同,把自己的全部藏書都留給了他,雖然她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39年,當時他只有11歲。

戰爭之初,邁克爾便和我一起撤離了,在英格蘭中部地區的一個可怕的寄宿學校佈雷菲爾德度過了18個月,那個學校的校長是一個虐待狂,他人生最大的樂趣便是抽打他治下的那些小男孩的屁股。(正是在那個時候,邁克爾牢牢記住了《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和《大衛·科波菲爾》,雖然他從未直言不諱地把我們那所學校比作多西伯義斯學堂,或是將我們的校長比作狄更斯筆下那位殘暴的克裡克爾先生。)

1941年,13歲的邁克爾去了另一個寄宿學校克裡夫頓公學,在那裡遭到了極其殘忍的霸凌。在《鎢舅舅》一書中,我寫到了邁克爾第一次發作精神病時的情景:

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倫尼姨媽發現,邁克爾半裸地從浴室出來了。“你們看他的背上!”她對我們的父母說,“全是傷疤和鞭痕!如此傷痕累累,”她繼續說道,“會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什麼?”我的父母看來很吃驚,說他們此前沒注意到有什麼毛病,還以為邁克爾喜歡上學,沒什麼問題,一切“正常”。

不久後,邁克爾15歲時,精神病就發作了。他覺得自己被一個充滿惡意的魔法世界包圍了。他開始相信,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是“一個有鞭打癖的神的寵兒”,是“虐待之神”特別關注的物件。救世主式的幻想或錯覺同時出現——如果他被人折磨或責打,這是因為他是(或可能是)彌賽亞,是我們等待了很久的救世主。他徘徊糾結於天賜之福與肉體折磨、幻想和現實之間,覺得自己就要瘋了(或者可能已經瘋了),邁克爾根本無法睡覺或休息,只能在家裡焦慮地大步走來走去,跺腳、瞪眼、幻想、怒吼。

我開始害怕他,也為他感到害怕,害怕他的噩夢成真。邁克爾會怎樣,類似的情況是否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正是在那時,我在家裡建起了自己的實驗室,關上門,對邁克爾的瘋狂不聞不問。這倒不是因為我對邁克爾漠不關心;我對他充滿同情,雖然對他的經歷一知半解,但我也不得不跟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建立起我自己的科學世界,才不至於被捲進他那混亂、瘋狂,充滿誘惑的世界裡。

這一切對我父母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他們感到驚慌、憐惜、恐懼,最主要的是困惑。他們對此的說法是——“精神分裂症”——但這種病為什麼挑中了邁克爾,而且在他這樣小的年紀?是克裡夫頓那裡可怕的霸凌導致的嗎?還是他基因裡天生帶來的?他從來都不像個正常的孩子;他笨拙、緊張,也許在精神病發作之前就已經“分裂”了。或者——讓父母最無法接受的是——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對待他,或者說“虐待”他的方式導致的?無論原因如何——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是基因缺陷還是糟糕的教育——醫學一定能對他施以援手。邁克爾16歲時被送到一家精神病醫院,接受了12次胰島素休克“治療”;這種療法需要把他的血糖水平降到很低的程度,讓他喪失意識,然後再打葡萄糖點滴來將其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是1944年治療精神分裂的一線方案,接下來,如果需要的話,就是電休克治療或腦葉切斷術。鎮靜劑的發現還要等到8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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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奧利弗與家人的合影,左二為奧利弗

不管是胰島素昏迷的結果還是消退的自然過程所致,3個月後,邁克爾從醫院回家了,他不再是個精神病患者,但深受刺激,覺得自己大概永遠沒希望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住院的時候讀了尤金·布魯勒1的《早發性痴呆症或精神分裂類疾病》。

馬庫斯和戴維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讀一間走讀學校,離我們家只有幾分鐘的路程,邁克爾很高興能在那裡繼續學業。

如果精神病改變了他,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父母選擇將這看作是一個“醫學”病症,總是會徹底康復的。但邁克爾對自己身患精神病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覺得精神病開啟了他的眼界,讓他開始關注此前從未思考過的問題,特別是世界勞工飽受壓迫和剝削的問題。他開始閱讀一份共產黨辦的報紙《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還去紅獅廣場的一家共產黨書店。他貪婪地閱讀所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將他們看作是新世界時代的先知,甚至是受壓迫者的大救星。

邁克爾當時17歲,馬庫斯和戴維已經從醫學院畢業了。邁克爾不想當醫生,也受夠了學校。他想做體力工作——工人難道不正是社會中堅嗎?父親的一個病人在倫敦開了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說他樂於讓邁克爾去當會計學徒,或是他想做什麼都可以。邁克爾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他想當郵差,遞送那些因為過於重要和緊急而不能留在郵局裡的信件或包裹。他在這方面絕對一絲不苟;會堅持把交給他的任何信件或包裹徑直送到指定的收件人手中,絕不會交給別的什麼人。他喜歡在倫敦四處走來走去,如果天氣好的話,他會坐在公園長椅上,一邊吃午餐一邊閱讀《工人日報》。

有一次他跟我說,他遞送的那些看似無聊的信件很可能有著不為人知的祕密含義,只有指定的收件人才能看懂;這就是沒有指派他人投遞的原因。邁克爾說,雖然他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的郵差,投遞的也是一般信件,事實可絕非如此。他從來沒有跟別人提過這個——他知道這聽起來很怪,人家一定以為他瘋了——而且他開始把我們的父母、他的兩個哥哥,以及整個醫療界都看作是決心貶低或“醫學化”他所思所為的一切,特別是在他的行為有一絲一毫的神祕之時,他們定會將此看成是精神病的徵兆。但我還是他的小弟弟,只有12歲,還不是醫學人士,能夠敏感而同情地傾聽他所說的一切,就算還不能完全理解。

在20世紀40至50年代初,他偶爾會變得精神錯亂,充滿妄想,我還在上學的時候,這發生了很多次。這種情況有時是有徵兆的:他不會說,“我需要幫助”,而是通過誇張的動作,比如在精神病醫生的辦公室裡把坐墊或菸灰缸扔到地上(精神病第一次發作後,他就一直在醫生那裡看病)。這意味著“我失控了——送我去醫院”,大家也都是這麼理解的。

其他時候,他會毫無預兆地陷入激烈的狀態,焦慮、怒吼、跺腳,還會出現幻覺——有一次,他把外祖父留給母親的那個漂亮的老掛鐘狠狠地砸在牆上——這種時候,父母和我都會被他嚇到。我們深感恐懼,也非常為難——怎麼可能在邁克爾在樓上咆哮不已、暴跳如雷時邀請親友、同事,或者任何人來家裡做客呢?我父母都在家裡接診。他們的病人會怎麼想?馬庫斯和戴維也不願邀請朋友們來這個精神病院(有些時候看起來就是這樣)。我們的生活蒙上了一種羞愧、恥辱和隱祕的感覺,這使得邁克爾患病的事實變得更加嚴重了。

每次離開倫敦度週末或假期都讓我大鬆一口氣——假期本身當然很棒,但那也是遠離邁克爾,遠離因為身旁有他而讓人難以忍受的日子。然而有時,他那溫和的本性,親切的態度還有幽默感也會重新突顯出來。每到這種時候,我們會意識到,就算他在瘋狂咆哮之時,精神分裂的外表之下那個理智溫和的人,才是真正的邁克爾。

1951年,母親得知我是同性戀時說:“我真希望從沒生過你。”這話既是對我的指責,也是因為她深感痛苦(雖然我不確定自己當時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她覺得自己已經因為精神分裂而失去了一個兒子,現在她害怕因為同性戀而要失去另一個,這後一種“疾病”在當時看來極不體面又充滿恥辱,幾乎定能成為汙點,毀了我的一生。我孩提時曾是她的寵兒,她的“大阿福”和“小羊羔”,如今卻是“那種人”——在邁克爾患上精神分裂之後,這個殘酷的事實無疑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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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奧利弗以600磅的成績打破加州蹲舉記錄

1953年前後,第一批鎮靜劑(在英國叫作氯普麻,在美國叫託拉嗪)的問世,改變了邁克爾和其他數百萬精神分裂患者的境況,不論是好是壞。這種鎮靜劑可以抑制精神分裂的“陽性症狀”幻覺和妄想,也許還能預防這些症狀,但這可能需要患者付出巨大的代價。1956年,自我在以色列和荷蘭盤桓數月後回到倫敦,看到邁克爾彎著腰拖著腳走路,第一次為這種代價震驚了。

“他得了嚴重的帕金森病!”我對父母說。

“是的”他們說,“但他吃了氯普麻後平靜多了。他已經有一年沒有發作了。”然而我很想知道邁克爾感覺如何。帕金森病的症狀讓他很痛苦——他曾酷愛步行,喜歡大步行走——但這種藥對心理的影響更讓他不安。

他還能繼續工作,但已經喪失了早先讓他覺得投遞工作有深度、有意義的神祕感;他喪失了此前感知世界的敏銳犀利;如今一切都像是被“消音”了。他總結說:“我像是被溫柔地殺死了。”

邁克爾的氯普麻劑量降低後,帕金森病的症狀也消失了,更重要的是,他感覺更有活力,重新獲得了某些神祕的感覺——結果幾個星期後,他的精神病再度爆發。

1957年,我自己已是醫學生,對大腦和精神很感興趣,我給邁克爾的精神病醫生打了個電話,問他能否見我一面。醫生是個正派敏感的人,將近14年前,邁克爾首次發病時就去見他了,他的很多病人也在服用氯普麻,由此產生的新問題也讓他困擾不已。他試圖滴定測量這種藥物,希望找到既不過高也不過低的合適劑量。他承認自己對這個目標並不完全樂觀。

我很好奇大腦中與意義、重要性和意向性有關的感知(或投射)系統、讓人擁有好奇心和神祕感的系統、能夠欣賞藝術與科學之美的系統等等,是否在精神分裂時失去了平衡,導致人的精神世界被強烈的情感和扭曲的現實過度渲染。這些系統似乎喪失了自己的中間地帶,以至於任何滴定測量或抑制它們的努力,都會讓人從病態的誇張狀態直接轉變為遲鈍的心理死亡狀態。

邁克爾缺乏社交技巧和日常生活能力(他連給自己泡杯茶都很費勁),需要一種社會和“存在”療法。鎮靜劑對精神分裂的“陰性”症狀——退縮、情感冷漠等等——幾乎沒有效果,而這些都是隱伏的慢性症狀,與陽性症狀相比,它們會讓人的生命力更加衰退,更加虛弱。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不僅需要藥物治療,還要讓他們過一個有意義的快樂人生,這就要有支援系統、社會容忍、自尊及受人尊重。邁克爾的問題並非純粹的“醫學”問題。

在倫敦念醫學院時,我本可更有愛心,給予更多的幫助,而且我理應如此;我本該和邁克爾一起出去吃飯、看電影、看戲、聽音樂會(他自己從來沒有單獨去過);我本該陪他一起去海邊或鄉下玩的。但我沒有,60年後,我仍然為此深感羞愧——感覺自己是個壞弟弟,在他有這種需要時卻得不到我的幫助。

如果我主動一些,不知道邁克爾會如何反應。他有自己嚴重受控和受限的生活方式,不願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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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奧利弗

現在他開始服用鎮靜劑了,他的生活不再那麼失控,但在我看來,卻是越來越貧瘠和逼仄。他不再讀《工人日報》,也不再去紅獅廣場的那家書店。他曾經對一個集體有某種歸屬感,和他人分享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而現在,隨著他的激情逐漸冷卻,他越發感到孤獨。父親曾希望猶太教會堂能給邁克爾提供道德和宗教上的支援,一種歸屬感。他小時候曾那麼篤信宗教——在他的成人禮之後,他每天都戴著子和經文護符匣,只要有時間就會去猶太教堂,但他的宗教激情也早已冷卻了。他對猶太人會堂不再有興趣,會堂信眾的交流也日益減少——越來越多的倫敦猶太人或移居海外,或被大眾同化和通婚——對他也喪失了興趣。

邁克爾從小閱讀廣泛,既博又精——安妮姨媽的全部藏書不是都留給他了嗎?如今也大幅縮減;他幾乎完全不讀書了,只是斷斷續續地看看報紙。

我認為儘管他服用了鎮靜劑(或許也正是因為此舉),他還是沉入了絕望和冷漠的世界。1960年,當R.D.萊恩出版了他精彩的《分裂的自我》一書時,邁克爾的希望又短暫地復燃了。這是一位醫生,一位精神病醫生,他不把精神分裂看成是一種疾病,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全局的、甚至小眾的生存模式。邁克爾本人雖然有時會把我們這些非精神分裂世界裡的人叫作“糟糕的正常人”(這個精闢的短語中蘊含著巨大的憤怒),但他很快就厭倦了萊恩的“浪漫主義”,這是他的說法,而開始把自己看作是有點危險的傻瓜。

我在27歲生日那天離開了英國,部分原因就是想遠離我這個悲慘、無望、沒有得到適當照顧的三哥。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種遠離或許也是一種嘗試,我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以我自己的方式來探索精神分裂和類似的大腦-思維疾病。

本文節選自《說故事的人》(奧利弗·薩克斯著,朱邦芊譯,中信出版社,2017-10)一書,經出版社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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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人》

奧利弗·薩克斯著朱邦芊譯

中信出版社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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