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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 他們把我當漂流瓶


- 2017年12月05日19時56分
- 歷史文摘 /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

周軼君 他們把我當漂流瓶圖片

周軼君 資深戰地記者,長期從事中東及國際熱點地區報導,曾任鳳凰衛視時事觀察員。著有《走出中東: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中東死生門:巴以行走觀察》等。


「他們把我當作漂流瓶,什麼秘密都跟我講,然後我再把這些故事給帶出去。我們當然不可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我有我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但是偶爾會覺得,他們跟我一起存在於這個空間裡面,我有時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十歲的杜阿牽著九歲的梅耶來到鏡頭前。猶太姑娘梅耶說她喜歡阿拉伯姑娘杜阿,因為她非常善良,在活動中非常熱心地幫助她。杜阿笑著說,她也非常喜歡梅耶,希望還能在這裡見到她。『出了博物館呢?你不找梅耶玩嗎?』我問。『不,』杜阿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猶太人。』」

《中東死生門》中夾著幾十張黑白底色的照片,「杜阿和梅耶」是讓周軼君念念不忘的一張:她們有同樣清澈的眼睛,掩抑不住調皮和好奇。兩個小姑娘在以色列聖經博物館的活動中相識。活動中的填字遊戲由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組成,也就是說,孩子們必須找異族朋友幫忙。周軼君老想知道,她們現在是怎麼樣,即使已經猜到活動結束後她們可能再也不會來往。

周軼君 他們把我當漂流瓶圖片

周軼君糾正我,這本書的題目不是「生死門」而是「死生門」。她記得詩經裡面就是這樣的,死生契闊。她不解於為什麼古人只是念死生,不是生死:「不知道是因為在音域上有詩意,還是要用這個倒錯製造曲折有回味的感覺——生死是一根直線,死生則不然。」

《中東死生門》里的故事簡短卻撼動人心。「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驗到比自己更大的東西,」比利·林恩從戰場歸來的感受大抵同樣適用於2004年的周軼君。第一次外派就去往加沙的她,在兩年的絕望和煎熬中,「沉下去,看見更多」:被裝扮成哈馬斯戰士的小女孩,眼中不是憤怒或是恐懼,而是輕鎖眉頭,望向遙遠的地方,將人從當下的時空中分割出去;儘管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聖經博物館的負責人亞胡達仍然不離不棄;阿拉法特在收到中國的紫砂壺茶具後說,「我也很想送你們禮物,但我現在實在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了」……從傳說中離上帝最近的地方歸來,周軼君仍然在翻看昔日照片時無法坦然面對他們的眼神,仍然對那些人牽腸掛肚。


周軼君 他們把我當漂流瓶圖片

激戰過後,巴勒斯坦人房屋被毀

《走出中東》則聚焦於艱難曲折的變革。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看著一場又一場的變革,最強烈的衝擊源於個體的變化。她記得從前在埃及留學時,人們是「有點彎著腰的」。十幾年過去,她開始被人群散發出來的「光彩」所打動:「當一個人開始去尋找答案時,他就會變得不一樣。」周軼君記下的,有他們處於歷史轉折點的訴求與際遇,也有他們面對變革的曲折與失意。

寫作兩本書中間的十年,周軼君看到更廣闊的國際格局,等到再次觀察個體時,與過去直接看到他們差距甚大。她愈加希望把所見置於現實和歷史的坐標中:在她眼中,中東不再是一個與故土相隔萬里的異域;中東和中國都曾遭受異族的入侵,都需要去回應,如何看待一個強勢的西方,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周軼君完稿時,女兒剛剛出生。她常常在新生兒的面孔上,「窺見人類成長的歷史。」當女兒凝視第一次出現的事物,比如天花板上一台旋轉的吊扇,臉上交替閃過驚訝、茫然、欣喜、慌張——「仿如今天的我們,仰望變革忽至,大象騰飛,未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無論是死生還是變革,置於任何時空皆通的、人的故事,才能讓她的敘說迷人。

漂流瓶

◇◆◇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拍一個東西,但很難按下快門的時候?

周軼君:有。在我面前死掉的一個小孩。事後大概一年,我帶一個攝影師去他們家。他們家人好意拿了他的一幅肖像,放在他媽媽的背後給我們拍照。他媽媽一開始挺平靜,但一看到像就哭了。其實從照片的結構上來講,背後是兒子的肖像,前面是媽媽在哭泣,是挺好的畫面。但是像在故意刺激人家,那就不能拍。還有很多時候不拍是因為掏出相機來,跟對方的關係就改變了。我現在出去採訪,就是跟人家聊。一旦拿出相機或者別的東西,採訪的狀態就不對了。

拍紀錄片跟寫文字的邏輯完全不一樣,它們會在我腦子裡打架,我一定不能同時做。從傳播的角度來說,大家現在喜歡看圖像。但我最後選擇了文字,因為它簡單,適合自己。

人物周刊:有的記者可能更習慣和採訪對象保持一些距離,你為什麼想再回去找他們?

周軼君:《走出中東》初稿寫完後,我本來先交給了出版社,但是後來忽然發現自己的觀察還是太膚淺了。而且那時整個中東局勢更亂了。大家更關心的是今後該怎麼辦,而不僅僅是我當時看到的那種人們非常純潔非常有光彩的樣子,所以我說乾脆停了,自己重新去寫。後來我接觸到一些寫非虛構文學的作者,比如何偉。他告訴我他寫一個人物,一定是要反覆採訪的。這甚至不是一個技巧,而是一個必須。而且我當時辭職了,有大段的時間,就自己去找那些故事。無論是對這件事情本身、對人物的認知,還是寫作,我的收穫都比以前大很多,所以會想反覆採訪。

人物周刊:有沒有個人情感方面的原因?

周軼君:當然也有。我從伊朗回來後意識到和他們保持聯繫特別重要,能夠跟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說兩句話,就會覺得非常的開心,是大家都挺掏心窩子那種感覺。他們把我當作漂流瓶,什麼秘密都跟我講,然後我再把這些故事給帶出去。我們當然不可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我有我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但是偶爾會覺得,他們跟我一起存在於這個空間裡,我有時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走出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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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用了「到達丹麥」這樣一個比喻。丹麥不是特指丹麥這個國家,而是指一種美好如童話的狀態。具體到政治上,是一個國家有法治、民主、高效和廉潔的政府。中東也許是當今世界距離丹麥最遠的地方?如果可能,中東國家會以怎樣的路逕到達丹麥?

周軼君:有時候國家沒有選擇,歷史和地理決定了它只能走到哪一步。全世界最幸運的兩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瑞士。它們沒有歷史包袱,從來沒有產生過封建王權,它自誕生起就可以自己管自己。美國是因為它的歷史;瑞士是因為山太多了,沒法形成大一統的集權國家。每個國家的路徑還是會從它的歷史當中來,可能沒有選擇。埃及在1798年被拿破崙入侵,與西方有了第一次交流,改革了軍隊、語言和服飾。有了議會的帽子,它已經走到共和的道路上。而沙特一直處於王權統治下,並且依靠本國的資源生存,現在的這個國王不可能想改就改,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是集權。

很多人回顧中東革命的失敗,認為國家建設首先沒搞好。它們的經濟沒能支撐它們做大的改變。何偉寫的是另外一個維度,他覺得是社會關係沒調整好,家庭中婦女的地位還是很低,舊社會的生產力沒有釋放出來,最終還是講到經濟。在我看來,國家建設一定是最早要走的一步,但法治和民主的實現可能是並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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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阿梅耶

人物周刊:在思考變革時,中東人的思維方式有沒有給你一些啟發?

周軼君:他們宗教的那一塊離我們比較遠,我們不太能理解。但從歷史上來看,他們過去對於王權的臣服是跟我們差不多的,對於權力等級的劃分非常鮮明,家庭裡面父權、夫權和兄權都體現得很明顯。

伊斯蘭教曾經出現過非常開放的時期,甚至可以討論古蘭經是不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這樣的政權最後往往變成驕奢淫逸的,社會上的風氣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叫「沒有底線」。這種局面也造成了民眾的不滿,貪腐情況嚴重,精英慢慢脫離大眾,這時社會中的另一股思潮就出現了——原教旨主義這種要回歸最純潔精神的力量就會長出來,去對抗之前的社會。而民眾未必一定全部贊同,但贊同它反腐、反對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公義,從而把希望寄托在極端思潮上。伊朗的巴列維王朝,最後變得非常親美、世俗,但其實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不滿,農民土改等等各方面都沒有做好。之後霍梅尼回來了,他是一個極端的人。城市婦女主動穿黑紗支持變革,是認為霍梅尼會帶來一種改變,但沒想到又擺到另外一個極端。所以它們一直是在兩個極端的思維當中擺。

我自己有一個非常膚淺的認知,我覺得今天的以色列還挺有意思的,國家出錢養一些宗教人士。你可以看到戴黑帽穿黑衣服的人成天在街上走,他們的工作就是抄抄經書。他們的工作其實對生產力沒什麼貢獻,但是國家養著他們,他們代表了純潔的信仰。另一方面,社會是開放的。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比例給調配好,我覺得還是不錯的,是吧?

人物周刊:中東和中國普通人的世界相隔甚遠,你認為他們之間的關聯是怎樣的?比如你在書中提到他們都面臨著「如何看待一個強勢的西方」「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等問題。

周軼君:長期以來我們的敘述是二元的。看東和西,東被認為是我們自己,西就是西方,就是美國和歐洲。但實際上,我們東方(中國)對東方(中東)的敘述比較少,感覺中東不在我們看的範圍之內。因為工作的緣故,我看到了這種內在的聯繫,比如我們都面臨著怎麼回應西方的問題。書里提到,康有為那時把中國和奧斯曼帝國比。我讀歷史的過程中會發現我們遇到的問題很多時候是一樣的。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樣的,而且是跟歷史有關,有什麼就拿什麼來回應。我們有文化拿文化回應,它有宗教拿宗教去回應。

我只是很膚淺地說好像是相似,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了解也會發現不一樣的地方。中國的文明還是跟外面的交流比較少。雖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之間不斷征戰,但還是非常近,是一個根子裡長出來的。其實中東這些文明流通和碰撞很多,所以它們一直有「他者」的概念。它們對「他者」的感知是敏感的、是強烈的。一直知道有個「他者」,喜不喜歡它,跟不跟它打仗是另外一回事,但它們知道它的存在。但對於中國來說,這個「他者」可能非常遠。我們文明的內循環很充分,對於「他者」是俯視的感覺。


從自己的困惑出發

◇◆◇

人物周刊:中東儘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沒有法律的規誡、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狀態)嗎?書中有這樣一個片段:一個失去了兒子的家庭,為成為人體炸彈的女兒感到光榮。

周軼君:這本書為什麼要重印,因為它其實概括了人類所有的衝突。本來我們都是人,不應該相互殺戮。但是只要用族群、膚色、信仰、邊界、敵我……用各種東西去區分我們的時候,那麼對方就不再認為他是我的同類了,就可以殺戮。我後來想,什麼是最好的時候?就是有選擇的時候。當我發現我對我的鄰居,我的朋友,一個我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他者」而沒有選擇的時候,我只能恨他、只能殺他,這一定是非常糟糕的時候。當我可以選擇,哪怕他跟我不一樣,我可以討厭他、可以喜歡他、可以擁抱他的時候,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

周軼君 他們把我當漂流瓶圖片

巴勒斯坦女孩, 因戰爭受到心理刺激

人物周刊:你對人性有多大的信心?

周軼君:我對人性沒有全部探知,所以很難說有多大的信心。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人們的情緒非常容易被調動起來、非常容易被轉向扭曲的地方。這種外部力量非常強大。

今天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東西一定是以調動情緒為主的,它是情緒的傳播。你覺得《黑鏡》對人性是怎麼看的?有一集講,你們不是恨誰麼,那我們做一個名單,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要殺死的人。最開始以為它只是網絡攻擊而已,但最後用小蜜蜂攻擊真的會把那個人殺死。那個人(用小蜜蜂殺人的人)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相信人們不負責任的恨是很容易的,人們喜歡這個東西。但是他設計的整場殺戮非常殘忍,到最後他釋放出殺人機器,是把那些說恨別人的人全殺死了。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就是他去懲罰他們。人性的弱點是非常強烈的,所有成功的商業也是建立在人性的弱點之上。

人物周刊:「一個有熱情的記者寫文章的時候潛意識也必然想要改變現實。」說的是你嗎?

周軼君:年輕的時候一定想改天換地,但是我慢慢發現自己能做的非常少,反而就會相信個人的力量。好多事情不用說,不用有特別大的使命感,反而是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就很好。比如我最初說的那張照片,以色列聖經博物館通過點點滴滴的事情去做一些改變,我覺得已經挺好了。沒有必要想那麼多,而且人有時候是從自己的困惑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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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非穆斯林公墓」中的中國人墓

我現在比較關心的事,往大了說還是關於東西文明是怎麼交融的。比如香港和澳門就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融。而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在中東伊斯蘭文明和歐洲的邊界,是一個存活了800年的政權,它跟歐洲人也沒有什麼衝突。我會發現其實一些文明的邊緣不必然是衝突的,就挺好玩的。我也沒有了解那麼多,但是因為我內心有困惑,我就會開始去找這個東西,能找到多少就是多少。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31期

文 / 實習記者 段弄玉 發自北京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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