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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中美兩國在對外投資領域的差距


一、中美兩國外國直接投資(FDI)的規模比較與發展態勢過去兩年多來,美國和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格局(參見圖)。美國經濟持續復甦向好以及美元作為世界性避險貨幣的需求增加,使得美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很快。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近兩年來下...

- 2018年1月12日01時24分
- 經濟文摘 / 澎湃新聞

一、中美兩國外國直接投資(FDI)的規模比較與發展態勢

過去兩年多來,美國和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格局(參見圖1)。美國經濟持續復甦向好以及美元作為世界性避險貨幣的需求增加,使得美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很快。相比較而言,

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近兩年來下降較為明顯,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國內產能過剩與國際產業轉移;外國在華投資營商成本增加;與周邊國家相比,對外商政策優惠不斷減少;全球經濟不景氣,等。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釋出的《世界投資報告2017》(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中國2016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337億美元,美國為3911億美元,分別佔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流量的7.7%和22.4%,中國和美國相比差距不小。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來看,兩國當前的差距雖較2000年要小,但還是較為明顯(參見表1)。

圖1 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的中美比較,2000-2016

正確認識中美兩國在對外投資領域的差距圖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單位:億美元

表1中美兩國吸引外商投資存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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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單位:百萬美元

2008年以來,中美兩國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呈現一定的相互競爭態勢,當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有持續下滑的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從中國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一直處於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同時期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波動較大,但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能力方面,美國在這一階段明顯比中國有優勢。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在2009年遭遇重挫,中國相比較而言受影響較小。2009至2014年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水平持續趕超美國,但自2015年以來被美國反超,而且中美間差距有持續擴大的趨勢。

圖2對外直接投資的中美比較,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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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單位:百萬美元

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角度來看,美國長期以來維持世界第一投資大國的地位,但中國自2008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速較快,與美國的差距持續縮小。根據圖2的資料來源,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金額為183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高達2990億美元,兩國分別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12.6%和20.6%。這顯示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不斷增強的發展趨勢。但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來看,當前中國相較於美國而言仍有較大差距(參見表1)。

圖3中美兩國資本淨流入與中國外匯儲備變化,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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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本淨流入資料根據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計算得來(單位:百萬美元);中國外匯儲備單位資料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單位:億美元)。

近三年來,中國資本加速外流的情況比較突出,美國對全球資本的吸附性則進一步加強。圖3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資本淨流入(即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差額)在大多數年份均為負值,中國的資本淨流入則為正值。但是隨著近年來中國“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的持續下滑,中國資本淨流入的正值不斷縮小。2014年3 •17匯改與2015年的8 •11匯改,推高了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快了資本外流的速度,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2016年中國資本淨流入第一次出現明顯的負值,同年美國資本淨流入為正值。

二、中美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與產業比較

從地域偏好來看,圖4顯示,美國自2000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一直在歐洲、美國以南的拉丁美洲以及美國以北的加拿大,反映了市場環境、貿易成本、地理距離以及文化聯結等因素的巨大影響。

2000至2007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投資經歷了顯著的增長,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投資規模明顯回落,但是當前,亞太板塊仍舊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版圖中佔據了較為重要的位置,與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規模大致相當(參見圖4)。從亞太地區內部來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喪失了美國重要投資物件國的地位,新加坡和澳大利亞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投資重鎮,美國在兩國的投資超過在整個亞太地區投資的50%。

總體而言,當前美國對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投資較為有限,其中僅有中國和印度吸收了較多的美國資本,其次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

除了中國的市場環境還有待進一步改善之外,全球產業鏈的分工格局以及由此產生的中美巨大貿易額也是美國對華投資規模的抑制因素。從具體的行業來看,除開非銀行類的控股公司投資之外,近年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領域為:製造業、資訊產業、批發貿易以及科技服務業,金融類的對外投資自2014年以來下降較為明顯。

圖4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偏好,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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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單位:百萬美元

圖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偏好,20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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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單位:萬美元

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官方統計資料中,由於對中國香港地區的投資流量佔總流量的比重常年超過50%,因此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偏好時,比較方便的做法是將香港的資料排除在外。據此製作的圖5顯示,中國近年來的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其次是歐洲和大洋洲,在非洲的投資流量過去五年來一直維持較為穩定的水平。在亞洲範圍(不含中國香港)內,東盟地區又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中之重,近三年其佔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流量的比重保持在70%上下。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導向與建設成效。從行業上來看,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領域為製造業、資訊技術產業和軟體業以及科技服務業。

中美兩國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與產業發展情況,深刻反映了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以及全球產業鏈的重構。就地域來說,拉丁美洲、歐洲和東南亞都是中美近年來的投資重點地區,體現了生產要素集聚的馬太效應以及由此產生的路徑依賴傾向。從產業來看,當前中美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有趨同的發展趨勢,其中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側重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下遊產業佈局,目的在於減少成本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中國則越來越注重通過海外併購尋求在國際產業鏈上的位勢躍升,目的主要在於獲取戰略性資產。此外,當前世界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正使得那些擁有巨大市場的地區成為熱門的投資地。綜合而言,未來中美兩國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競爭有較大的可能性會加劇。

三、中美兩國雙向投資的現狀和趨勢

從流量的角度來看,

美國對華投資佔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趨勢,從2000年的11%左右降至2016年的2%左右(參見圖6)。這與美國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國的地位形成明顯反差: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資料,2016年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額佔中國貿易總額的14.1%。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有關中美兩國雙向投資的資料採集自國際收支平衡表,使用的是對外投資淨流量的統計口徑。根據此一統計,2016年美國對華投資淨流量僅為64億美元,相比2015年略有減少。美國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統計分析顯示,2016年美國對華投資流量約為138億美元,相比2015年基本持平。但就投資存量而言,美國對華投資在2016年底已超過2400億美元,根據《世界投資報告2017》的資料,約佔中國外資總存量的約18%。

圖6中國吸引美國直接投資的情況,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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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單位:億美元

從中國對美國投資的角度來看,

近年來中國對美國投資增長較快,但佔美國外資流量總量的比重較低(參見圖7)。儘管流量持續超過美國對華投資,但比重在2016年僅達到美國外資流量總量的2%左右,與美國對華投資在中國外資總量中的比重相當。2016年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料顯示,中國對美國投資淨流量為122億美元,相比2015年增長超過一倍。美國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統計指出,中國對美國投資在2016年達到破紀錄的460億美元,是2015年的3倍,持續了近年來中國對美國投資流量超過美國對華投資流量的趨勢。但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存量仍不到美國在華投資存量的一半,僅為1100億美元,根據《世界投資報告2017》的資料,佔比不到美國外資總存量的2%。

圖7美國吸引中國直接投資的情況,20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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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單位:百萬美元

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流量持續超過美國對華投資,這一發展趨勢已經引起美國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美國的企業、商會和智庫普遍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市場還不夠開放以及營商環境有待改善,具體包括:美國對外商投資開放的行業比中國要多,國有企業相較外資企業在中國具有非市場性質的競爭優勢,中國的政府採購市場基本不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等。根據世界銀行釋出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17》,美國的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第8,中國排名第78,明顯落後於美國。為了避免中國未來在對美投資領域出現和當前中美貿易領域類似的不平衡問題,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直施壓中國要求對外資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儘量減少對外資的各種限制,繼續擴大市場開放的程度。

從投資的具體行業來看,當前傳統製造業在美國對華投資中的重要性不斷降低,而先進製造業和娛樂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維持了較高的投資增長水平,並且未來有望繼續增長。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資料顯示,2016年美國對華投資的三大行業是:資訊和通訊技術、娛樂服務業和傳統製造業部門。和2015年相比,美國對華傳統製造業的投資進一步縮減,尤其在汽車、原材料和工業機械等行業的投資減少明顯。這一方面反映了美國製造業迴流以及向東南亞等國家轉移的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瞭美國投資者對中國國內產能過剩以及內需不足的擔憂。

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增長主要集中於製造業、資訊和通訊技術、房地產、酒店業、交通裝置行業等,中國的地方性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其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中國未來有望繼續加強對美國消費品製造業、先進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以適應中美兩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儘管美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缺口較大,但是中國企業在該領域的投資有較大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美國在法律法規、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審查等方面設定的市場壁壘和非市場壁壘較多。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2016年中國對美國房地產和酒店行業的投資高達170億美元,而且增長還有持續的趨勢。此外,中國對美國娛樂產業的投資增長也值得關注。這些領域中的一些投資被認為屬於“非理性投資”或有“資本外逃”的嫌疑。

從投資的主要方式和地域來看,美國對華投資越來越偏向於綠地投資,且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而中國對美國投資則更多傾向於使用企業併購的方式,在地域分佈上偏好美國西海岸、東北部以及美國中西部的資源富集州和城市。近年來,海南航空集團子公司天津天海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全球最大的IT分銷商美國英邁公司(Ingram Micro)以及海爾集團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旗下家電業務資產等大型併購案在美國市場上屢見不鮮。

四、政策建議

基於上述對中美兩國外國直接投資和雙向投資的分析,本文提出下述五條政策建議供參考:

第一,

破除對外直接投資階段論的錯誤認識。

近年來,不少學者和智庫人士提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漸超過外商對華投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這將標誌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種“階段論”的認識罔顧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需要依靠外資帶來市場活力和先進技術的基本發展經驗,也沒有看到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對外投資大國,一直以來也十分重視吸引外資,長期保持世界頭號大國地位。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是一體兩面,二者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可偏廢。中國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和需要,及時對吸引外資的政策、對外投資的政策以及政策優先目標進行靈活調整,不可片面強調吸引外資或對外投資的重要性,更不能僵化地認為對外投資超過吸引外資就是中國經濟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標誌。

第二,

促進中美兩國更深入理解雙方在經貿領域的衝突。

從表面上來看,貿易不平衡是當前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力求首要解決的問題,而中國一直希望推動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卻被美方長期擱置。但是貿易和投資問題實際上緊密相聯,一方面,投資和貿易之間有很強的相互替代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及匯率能夠產生較大影響,進而可以給貿易帶來重要影響。當前,中美不僅存在貿易的不平衡問題,也存在投資的不平衡問題,但這兩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為因果的,因此孤立看待貿易和投資將無助於衝突的解決,中美應該同時推動這兩個重要議題的協商。

第三,當前應抓住全球經濟不景氣而我經濟穩定增長的有利時機,著力加大從美、日、歐盟等發達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吸引外資的力度,促進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

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自由貿易區內,應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行業產業與市場領域,努力提供良好的外資營商環境,下大力氣引進戰略新興性產業領域的外商投資。爭取早日簽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在繼續推動中國對美國投資的同時,積極吸引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同時,應繼續堅持給予中西部地區特殊的財政金融政策,或允許這些地區採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和中國東中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在推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之外,也要注重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以及在中國國內開展的國際產能合作與第三方市場合作。

第四,對不同主體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政府應該分類施策、精細管理,切忌搞政策一刀切。在促進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應繼續鼓勵、引導和充分發揮民營企業以及地方性國有企業的作用與積極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減少政府直接幹預。對於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要明確投資主體責任,進一步加強投資風險防控和事中事後監管。在經濟較落後的國家以及風險較大的國家,要提高企業投資行為和政府援助行為間的協同性,改善和增強政府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經濟外交水平與保駕護航作用。

第五,繼續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監管,審慎推進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注意防範國家金融風險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對涉及敏感國家、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繼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功能監管,更加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監管。應密切關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異動,及時調整敏感國家、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的名錄。在推進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時,要做好充分的風險評估和防控措施,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良性發展,嚴厲打擊“資本外逃”和洗錢等違法行為,積極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本文原刊於《中國改革》2017年第11期,原題:“正確認識中美兩國在對外投資領域的差距”。略加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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