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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


對於前不久在蒙古國發現的《燕然山銘》摩崖石刻,眾多的有關專家正在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這可能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成果結論正式發表之前,依據從公共網路等渠道蒐集並整理得到的若幹資訊,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探研,提出並嘗試解決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IH不是杭愛山根...

- 2018年1月14日16時48分
- 人文文摘 / 澎湃新聞

對於前不久在蒙古國發現的《燕然山銘》摩崖石刻,眾多的有關專家正在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這可能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成果結論正式發表之前,依據從公共網路等渠道蒐集並整理得到的若幹資訊,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初步的探研,提出並嘗試解決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

Inil Hairhan不是杭愛山

根據《中國收藏》2017年第十期的報道,摩崖石刻發現的地點位於蒙古國中戈壁省西南,具體位置是北緯45°10′403″、東經104°33′147″,銘文刻於Inil Hairhan山支脈西南的突出巖石上,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八米,距離地面約四米,寬一點三米。報道中將Inil Hairhan漢譯為“杭愛山”,這裡存在疑問,查蒙古國的相關地圖,在該處附近有名為德勒格爾杭愛(Delgerkhangai / Дэлгэрхангай)的村鎮,村鎮南面緊挨著一片同名的山脈,東西綿延約四十公裡,主峰海拔一千九百一十三米,Inil Hairhan位於其西段向南延伸的一個小支脈上;而真正的杭愛山(Khangai Nuruu / Хангайн Нуруу)在該地西北方向,綿延長達七百餘公裡,兩者之間最近的距離也在兩百公裡以上,且中間無其他山脈相連,故而將Inil Hairhan稱為杭愛山是不準確的,即使稱為杭愛山餘脈也相當勉強。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德勒格爾杭愛-杭愛距離

Inil Hairhan不是燕然山

由於這一新發現的銘文與傳世文獻班固《燕然山銘》文字基本一致,人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摩崖石刻所在的Inil Hairhan應該就是燕然山,看起來這也與將燕然山定位在杭愛山的傳統看法相去不遠——Inil Hairhan山雖然距離西北方向的杭愛山餘脈還有兩百多公裡,但畢竟也在蒙古戈壁(即古代的大漠/大幕或大磧)以北,並且兩百公裡的差距在今天看來並不算大。可是,當我們對傳世文獻稍作分析,便發現這一看法會引出一系列難以澄清的矛盾。

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史料中的燕然山應當位於漠北遊牧民族政權的腹心地帶,通常與匈奴等族的王庭、衙帳及戰略後方等地聯絡在一起,但Inil Hairhan則非常不符合這一特徵,因其位置過於靠南,幾乎是在漠北地區的最南端,緊挨著大沙磧通道北口一帶。事實上,從銘文中“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這幾句敘述可以推知,燕然山必然位於安侯水與匈奴前期單於庭中心區域之間,而安侯水一般考定為鄂爾渾河,那麼Inil Hairhan山就不太可能是燕然山,因為它位於鄂爾渾河的東南,完全不在“涿邪—安侯—燕然—單於庭”這個往北行進路線的方向上。為了印證這一定性的感覺,我們將依據史料的相關記載簡單做一下定量的裡程數值分析。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涿邪-安侯-單於庭

Inil Hairhan與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裡”的矛盾

東漢永元元年(89),竇憲、耿秉率軍在稽落山大破北匈奴,然後登上燕然山,刻石勒功,記漢威德。對於這座燕然山的位置,《後漢書》等史料只是籠統地記載其“去塞三千餘裡”。儘管這一描述十分粗疏,但若能大致確定漢軍的出發地點和行軍路線,結合這三千餘裡的距離,也基本能確定目標地點的大概範圍。

從史書以及班固《燕然山銘》的記載可以知道,竇憲所率漢軍出發的邊塞是高闕塞和雞鹿塞,出塞後往西北方向行進,這正是中原地區與漠北地區交通最常用的通道之一,漠南的起點位於河套北面陰山一帶,漠北的終點則是杭愛山東麓、鄂爾渾河中上遊一帶單於或可汗的王庭。這條通道也是《太平寰宇記》引《冀州圖》中所記自周秦漢魏以來入塞三道之“中道”,其使用長盛不衰,從秦漢的匈奴時代經北朝的柔然時代一直延伸到隋唐的突厥和回鶻時代,因此,稽落山之戰漢軍的行軍路線基本可以比照唐代前期的“參天可汗道”和後期的“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來復原。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沿著這條通道,從位於河套、陰山西北的鵜泉出發,渡磧前往漠北迴鶻衙帳,裡程是一千五百裡。鑑於鵜泉、回鶻衙帳及高闕塞、雞鹿塞等都是較為確定的地點,鵜泉與高闕塞、雞鹿塞之間的距離也相對較近暫可忽略,於是便可大致確定出漢軍出塞三千餘裡所到達的燕然山的位置範圍,那就是其可能位於比回鶻衙帳要更遠約一千五百裡之處。考慮到漢裡與唐裡之間的差異(唐裡比漢裡略大),可將一千五百唐裡近似折算為一千六百漢裡,再將鵜泉與高闕塞、雞鹿塞之間不超過四百裡的距離也考慮進去,那麼燕然山仍然應當位於比回鶻衙帳要更遠至少約一千裡之處。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Inil Hairhan正好大致位於從鵜泉到回鶻衙帳所經路線的中間點即一半之處,那麼其距離鵜泉就只有約一千六百漢裡之一半即八百漢裡的裡程,距離高闕塞、雞鹿塞也只有一千二百(漢)裡,這就同史書所記載的燕然山距離高闕塞、雞鹿塞有三千餘(漢)裡的說法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高闕-回鶻衙帳

Inil Hairhan與《入塞圖》所記燕然山裡程的矛盾

“去塞三千餘裡”的記載畢竟不夠精確,另一則史料對相關裡程提供了更為翔實的資訊。這就是《太平寰宇記》卷之四十九所引的《入塞圖》,其中提到一條從平城到瀚海的通道:“……從平城西北行五百裡至雲中,又西北五十裡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高闕,又西北行二百五十裡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裡至燕然山,又北行千裡至瀚海”,前人已經指出,從雲中到五原的距離過近,“五十裡”應為“五百裡”之誤,於是從這一記載可以推出:從平城到郎君戍的距離為一千七百五十裡,而從郎君戍到燕然山的距離則是精確的三千裡。郎君戍的具體位置不詳,但從其在高闕西北二百五十裡來判斷,應該距離唐代的鵜泉不遠,後者在西受降城西北三百裡,而唐代的西受降城正是建在漢代高闕塞故址附近,因此,可以將郎君戍與鵜泉大致看作同一地點,都位於入塞中道南出大漠後的磧口一帶。

現在,我們將上述相對更加精確的裡程數目按比例關係對應到地圖上,結果發現仍然存在明顯的矛盾:蓋因該處記載中的燕然山距離郎君戍三千裡,這一裡程是從平城到郎君戍距離一千七百五十裡的約一點七倍,可是從地圖上來看,從Inil Hairhan到郎君戍的直線距離反而明顯小於從平城到郎君戍的直線距離,即使考慮到實際路線與地圖直線距離之間的差異,也難以解釋如此大的裡程差距。這就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上一節所作的分析,將Inil Hairhan看作傳世文獻中的燕然山將面臨難以解決的重重矛盾,因而是不可取的。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平城-郎君戍

Inil Hairhan與兔園水位置的矛盾

還有一則與燕然山相關的史料,屬於北魏—柔然時代。北魏神䴥二年(429),魏世祖拓跋燾北伐柔然,《魏書•蠕蠕傳》記載:

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於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慄水,大檀眾西奔。……世祖緣慄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裡。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裡,南北三千裡。

對慄水這個地名,胡三省在《資治通鑑》相關記載處提供的註釋為:“慄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漢將軍竇憲故壘在焉。”可見這次魏主北伐的進軍路線與竇憲的漢軍基本相同,從漠南陰山一帶出塞,越過大漠之後到達漠北稽落山附近的慄水,繼續前行到達兔園水。

這裡出現了一處較為精確的裡程記載,即兔園水距離北魏都城平城約有三千七百裡。根據前述《入塞圖》所記裡程推算結果可知,燕然山距離平城為四千七百五十裡(三千裡加上一千七百五十裡),在行進路線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可推知燕然山相對於平城的位置比兔園水還要更遠一千零五十裡(四千七百五十裡減去三千七百裡),結合原文中“北渡燕然山”及胡三省“菟園水在燕然山南”的註釋,可進一步推知,兔園水在燕然山之南一千零五十裡處。現在假如將燕然山定位在Inil Hairhan,依據前面第三節的相關論證和推算(鵜泉在Inil Hairhan以南約八百裡處),就會得出兔園水比鵜泉、郎君戍還要往南兩百五十裡(一千零五十裡減去八百裡)的結論,但兔園水在漠北,鵜泉、郎君戍則在漠南,於是此處又產生了明顯的矛盾。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兔園水

關於燕然山真正位置的線索

上述初步的探研表明,傳世文獻上的燕然山極有可能並不在Inil Hairhan,那麼它真正的位置應當在哪裡呢?我們還是從文獻記載出發,嘗試根據各種線索來進行一下粗略的推測。

第一,燕然山在高闕塞、雞鹿塞及郎君戍以北三千裡之處,這是關於燕然山位置的最基本的定位參照,但是由於裡程、方向和長度單位折算等都無法保證十分精確,而且三千裡的距離也過於遙遠,因此單靠它來定位勢必困難重重。

第二,燕然山在瀚海以南一千裡之處,這是從《入塞圖》中“至燕然山,又北行千裡至瀚海”的記載推出的,此處的瀚海很可能是指貝加爾湖。

第三,燕然山在兔園水以北一千零五十裡,這是上一節推算得到的結論,此處的兔園水是一個關鍵的定位參照地點。從拓跋燾的行軍路線來看,其越過沙漠之後到達的“慄水”很可能是指翁金河,而在到達兔園水之後,即以其為基地而“分軍搜討”。結合出發前拓跋燾與長孫翰曾約定“同會賊庭”來分析,那麼兔園水有可能較為臨近柔然可汗庭的腹心地帶。

前文已經提到,唐代的回鶻衙帳在鵜泉西北一千五百唐裡,折算之後大約等於一千六百漢裡,而兔園水與東南方郎君戍的距離是一千九百五十裡(三千七百裡減去一千七百五十裡),兩者較為接近,表明兔園水與回鶻衙帳相距不遠,這也有利於佐證兔園水與柔然可汗庭同樣相距不遠——從柔然到突厥再到回鶻,之間政權連續傳承基本未中斷,其王庭也都基本位於同一核心區域。在北魏軍隊“分軍搜討”之後的記載是“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裡,南北三千裡”,這一敘述無疑也是以兔園水為基準點作出的。從地圖上看,句中的東西南北都不是正對的方向,而是有一些傾斜,但這並不妨礙大致的定位。燕然山在兔園水以北一千零五十裡,郎君戍在兔園水以南一千九百五十裡,加起來正好符合句中“南北三千裡”的搜討範圍;而兔園水恰好位於從郎君戍到燕然山三千裡道路上全程的三分之二節點處,那麼在地圖上將郎君戍到兔園水的路線從兔園水再向前推進約一半即可接近燕然山的真實位置範圍。

第四,燕然山在色楞格河以南,這是從李廣利北伐匈奴最終在燕然山下戰敗投降的相關史料記載中推斷出來的,不過推論的前提是將郅居水比定為色楞格河,同時認定李廣利從郅居水往南退至的“速邪烏燕然山”即是竇憲、班固所指的“燕然山”;稍後我們將發現,這兩個前提成立的可能性是較高的。

第五,燕然山在鄂爾渾河及其以北,這是從《燕然山銘》“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記載推論出來,涿邪山在杭愛山以南,安侯水一般認為即是鄂爾渾河,發源於杭愛山東端,北流入色楞格河,故從班固所述行軍路線推斷,在跨過鄂爾渾河之後繼續前行所登臨的燕然山就應處於鄂爾渾河及其以北的位置。

第六,燕然山接近匈奴早期帝陵,這是Inil Hairhan新發現摩崖石刻《燕然山銘》中透露出來的資訊。在傳世文獻版本中,緊接“乘燕然”之後的文句是“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歷來大都將“區落”解釋為部落,而在Inil Hairhan摩崖銘文版本中,對應位置所刻的兩個字明顯是“逗略”。“略”與“落”的上古音極接近,聲韻均相同,區別隻在介音,故“逗略”無疑即是傳世史料中被釋為“匈奴名冢”的“逗落”一詞的異譯。如此一來,“冒頓之區落”就應被修正為“冒頓之逗略”,其解釋也將大為不同,即它原來是指匈奴早期最著名的領袖冒頓單於的陵墓。此新推論在傳世文獻中無法得出,故而這可能是Inil Hairhan新發現摩崖石刻《燕然山銘》所帶來的新史料價值之一。

燕然山可能位於呼尼河流域

綜合上述六條線索中的前五條,我們已經可以大致確定燕然山的位置範圍,它可能位於鄂爾渾河中遊與色楞格河之間的區域,大約在鄂爾渾河上遊以北一千裡、貝加爾湖以南一千裡的位置,也就是正好位於從鄂爾渾河上遊到貝加爾湖道路全程一半左右之處;而結合新發現的第六條線索,則能夠更加精確地框定燕然山的位置。

考古材料顯示,杭愛山北麓、色楞格河南側支流的呼尼河(Hunui)流域可能是匈奴統治中心區域之一,在那裡發現了迄今為止最大的、等級最高的匈奴墓葬遺址,很可能是匈奴早期帝陵所在,甚至有學者推測冒頓等早期單於就葬在那裡。考古學界的相關研究還發現,從匈奴遺蹟的地理分佈情況來看,貴族墓地並非分佈於匈奴生活圈之外的遙遠之地,匈奴的聚落城郭多是位於距貴族墓地或平民墓地五十至一百公裡處。故而我們推測,燕然山就位於呼尼河山谷方圓一百公裡以內,這也完全符合上述全部六條線索。

陳懇︱燕然山銘的發現與燕然山的位置圖片

呼尼河

結語

因此,本文的結論是,新發現摩崖石刻《燕然山銘》的Inil Hairhan並不是傳世文獻中的燕然山;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材料的分析,真正的燕然山應當位於色楞格河支流呼尼河流域一帶,那裡也是早期匈奴統治中心,而該地雖然確實是杭愛山脈向北延伸的支脈,但其實離開杭愛山脈中心區域已經有不小的距離(直線距離也至少在一百公裡以上),因此,之前將燕然山標註在整個杭愛山脈的傳統看法也是不準確的。竇憲在Inil Hairhan刊刻《燕然山銘》,即使經專家驗證確為真跡,也並不能證明該處就是燕然山,而只能表明當時當地刊刻者心目中認為那是燕然山,這一道理類似於嘎仙洞北魏刻銘的發現其實並沒有解決大鮮卑山的位置問題。燕然山的真正位置,仍然需要相關專家學者繼續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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