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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猶太民族是虛構的,來源於猶太復國主義的想象


《聖經》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後裔嗎?以色列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猶太人的故土遍佈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之所以能形成...

- 2017年6月10日21時00分
- 歷史文摘 / 介面

《聖經》為何會成為記錄一個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猶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後裔嗎?以色列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認為,大多數猶太人的故土遍佈中東和東歐,這些分散的不同群體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猶太民族,進而成為一個猶太國家,只可能訴諸被改編過的歷史。以色列人強烈排他的民族認同並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紀下半葉,由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人類記憶的代言者發明而成。

施羅默·桑德的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猶太人的整套民族記憶架構,極具膽量地批判了廣為傳佈的主導性敘事和史學話語,運用現代民族主義理論澄清了古老的神話。但作者的意圖並非貿然推翻現有理論,而是為“猶太人”集體進入民族國家這個已經不可逆的歷史程式尋找一種更具現代性的方式。

作者在寫作之前已經意識到這是在向主流史學發起挑戰,他在序言中寫道:“在開始寫作本書之前,我已預料到我的攻擊者們會聲稱我缺乏關於猶太歷史的適當知識,不理解猶太民族的歷史獨特性,看不到猶太民族的《聖經》起源,否定了猶太民族永恆的一體性。
”事實也是如此,不僅在以色列,這本書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不小的爭論。在後記《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一文中,施羅默寫下了自己對於諸多批評者的答覆,並重申了猶太民族是虛構的這一理論。經出版社授權,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節選了這本書的部分章節,以期為讀者提供審視猶太歷史與民族想象的新視角。


《虛構的猶太民族》施羅默·桑德著

《沒有國土的民族,沒有民族的土地?》(節選)

“猶太人始終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

在現代,訴諸“民族”這個不穩定的術語已十分尋常。如果說在遙遠的過去,這個詞被適用於像“猶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麼,在現時代,它的用處更多地是指稱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語言要素的人類集體。一般來說,在印刷術、書籍、報紙和國家教育興起之前,很難使用“民族”這個概念來界定一個人類群體。當部落或村長的溝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時,當雜亂的方言在一個山谷和下一個山谷之間都不同的時候,當農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詞彙僅僅擴充套件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時,上述那種意義的民族存在的現實性,可能要受到嚴重質疑。把一個農業生產者的文盲社會界定為“民族”,我始終認為是成問題的,是有著令人不安的時代錯誤的標誌。還有,一如我們常常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歷史教科書中發現的,對於把哈斯蒙王國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他們表露出了讚許之色。試想一個社會,統治者們在首都講著阿拉姆語,而他們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來語方言表達自我,那裡的商人則用古希臘的共通語來進行商業活動,這無論如何不能等同於一個國家,而且我們可以嚴肅地質疑它能否被界定為一個民族。

歷史學家總是依賴於從前的知識權力中心所流傳下來的成文的言語,總是輕率地傾向於將狹隘的“精英”階層——他們的所作所為被記錄在成文的文獻中——的認同概括並運用於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中。在被認為擁有行政語言的王國或公國中,它們的絕大部分臣民認同行政機構的程度,在大多數情形下接近於零。如果說存在一種對王國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形式,那一定是將王國與土地貴族和城市精英——他們接受統治者併為他們的權力提供基礎——聯結在一起的認同。在現代性興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務是表達或代表“民族”意見的、個人所形成的階層。除了君主國的年代記編者或歷史學家之外,涉及在廣泛的民眾階層中傳播和發展一種認同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神職人員中的一些成員。這些人在與政府的關係中設法獲得相對自治的程度,依賴於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礎。宗教“代言人”的權力依賴於意識形態方面團結一致的水平,也依賴於他們之間溝通交往的強度:一方面,他們堅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們是唯一塑造和傳播集體記憶的人。這就是為什麼阿特拉斯山脈中皈依猶太教的柏柏爾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記和上帝在西奈山賜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遙遠的首都統治他們的君主;正如在法蘭西王國,農民更熟悉的是耶穌誕生的故事而不是他們國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蘭西民族,也不存在義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樣不存在一個散居在整個世界的猶太民族。當然,確實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宗教儀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猶太人認同,這種認同根據背景和環境而表現出不同的力量。團體的文化成分越是遠離宗教習俗,就越類似於非猶太人環境中的文化和語言習俗。不同的猶太人團體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異,迫使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們強調單一的“族群”起源:絕大部分猶太人——雖說不是全部——大都來源於一個單一的血統:古代希伯來人的血統。絕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者當然不相信純粹的種族,猶太人的宗教不允許存在這樣一種觀念——可是幾乎所有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們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證為確定一個單一民族成員身份的決定性標準。正如法國人被勸信他們的祖先是高盧人,德國人珍視他們是雅利安條頓人的直系後裔的說法一樣,猶太人必須知道的是,他們是從埃及走出來的“雅各的子孫”的真正後裔。只有這個希伯來人祖先的神話才能證明他們聲稱對巴勒斯坦擁有所有權的正當性。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這個神話。每個人都清楚,在現代世界,宗教團體的成員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對一塊領土的所有權,儘管一個“族群”民族總是要擁有一塊他們可以聲稱是他們祖先遺產的土地。這就是為什麼在最早的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眼中,《聖經》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學文字,而是成為了一部世俗的歷史著作。《聖經》的教義仍然在特別指定的課程中——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被傳授給所有猶太裔以色列學生。根據這種教義,猶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選民構成,而是成為一個源自亞伯拉罕後代的民族。因此,當現代考古學開始證明出埃及記不存在,偉大而統一的大衛與所羅門治下的君主國也從未存在過時,它遇到了來自世俗的以色列公眾滿是怨恨和難堪的反應;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縮地指責“新考古學家們”的研究是對“《聖經》的背棄”。

猶太商人

流亡和歷史記憶

《聖經》的世俗化與“流亡”的民族化是同時進行的。這個詳細描述了羅馬人驅逐“猶太民族”的“流亡”神話,成為了聲稱對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巧辯已把巴勒斯坦轉換成了“猶太人的土地”——擁有歷史權利的最高辯護。在此,我們擁有了一個令人特別驚訝的塑造集體記憶的例證。由此,即便所有猶太古代史的專家都知道羅馬人沒有驅逐朱迪亞地區的民眾(關於這個問題,甚至沒有進行過最些微的歷史研究工作),大部分普通人至今仍然確信——一如《以色列國獨立宣言》中宣言的那樣——古來的“猶太民族”是被迫遷離他們祖地的。

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利用“流亡”(希伯來語是 Gola或 Galout)這個術語,並賦予其以身體的和政治的意義,而這個術語在猶太教中代表著拒絕基督教的救贖。他們以某種招搖的方式把深奧的形而上學和神學的“流亡—救贖”的對立轉換成了“流亡—祖地”。數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熱切地嚮往著他們的聖城耶路撒冷,但他們——甚至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都從未想到過在他們的塵世生活中,能夠去那裡定居。要生活在聖地的核心地帶當然是困難的,當確實生活在那裡的一小部分人充分意識到更多人是如何繼續生活在流亡之中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只有彌賽亞的來臨才會允許他們到達想象中的耶路撒冷——與所有死者一起,我們不應忘記。

如下是需要做出明確澄清之處:與形形色色的批評家所聲稱的完全相反,我寫作此書不是為了挑戰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歷史權利。幾年前,我仍然天真地相信在基督教時代的早期年月中,確實發生過猶太人的流亡;但我從未認為2000年的缺席會帶來對土地的權利,而1200年的存在卻什麼都沒有留給當地民眾。從沒有人會因為美國在形成國家的歷史中非法剝奪了土著民族的土地而否認美國的存在;也沒有人要求把諾曼徵服者逐出不列顛群島或把阿拉伯人帶回西班牙。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把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精神病院,我們必須抵制按照某種歷史模式來重新分配人口的衝動。今天,以色列只有通過接受事實——其建立是由一個痛苦的歷程導致的——才能主張其生存權,而質疑這個事實的任何企圖都會造成新的悲劇。

最後一招:猶太人的DNA

在試盡了所有的歷史論據之後,幾位批評者又利用起了遺傳學。堅持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從未提到過種族的同一批人,通過描繪共同的猶太基因推斷出了他們的論點。他們的想法可以總結如下:“我們不是一個純粹的種族,但我們還是一個種族。”在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就有了對典型猶太人指紋的研究。70年代以來,生物學家們在實驗室(有時也在美國)探索所有猶太人所共有的基因標識。在我的書中,我評論過他們資料不足、他們許多結論不可靠和不明確,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嚴肅科學發現佐證的種族—民族主義的狂熱。這種通過遺傳學證明猶太復國主義正當性的努力,使人想起了19世紀晚期人類學家們的傳統做法,他們試圖通過科學的方式來發現歐洲人的具體特性。

到目前為止,以無名的DNA樣本為基礎的任何研究都沒有成功地鑑別出猶太人所特有的基因標識,任何這樣的研究也永遠不可能成功。看到大屠殺的倖存者打算尋找猶太人在生物學上的身份,乃是一個尖刻的諷刺:希特勒一定會非常高興!更令人厭憎的是,這種研究是要在一個數年來公然執行著“國家猶太化”政策的國家中進行,在這個國家中,甚至在今天都不允許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


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族群

否定猶太民族的生存

我被指責為否定猶太民族的生存,我不得不承認這種主張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儘管它經常負載著一種明顯的、無禮的和非難的傾向,即含沙射影地把我的觀點等同於是否定大屠殺的不法行為。必須要追問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和可靠的交往溝通方式的緩慢出現——在中央集權的王國和早期民族國家的環境中,民眾開始形成各種民族——創造出一個猶太民族了嗎?答覆是否定的。除了東歐之外,不曾出現過任何——作為單一的和有聚合性實體的——猶太民族。在東歐,人口優勢和猶太人生活獨有的特殊結構孕育出了一種具體的大眾文化形式和方言。代表著東歐猶太民眾“原型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猶太人聯盟黨,明白它所籌劃的這個民族範圍的代表和保護者,要與講意第緒語的那些人相一致。而且,引人關注且需指出的是,西歐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專門把巴勒斯坦指定給講意第緒語世界的猶太人,而非指定給他們自己;就他們自己來說,他們在力圖成為真正的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甚至情緒激昂地參加了他們各自國家的民族戰爭。

如果說在過去不存在猶太民族這個事物,那麼,猶太復國主義在現代成功地創造出一個猶太民族了嗎?在國家形成——換言之——在各個人群聲稱對他們自己擁有主權或者奮力保護主權的世界上的每個地方,各種民族就被創造出來,並被認為有漫長的經歷和遙遠的歷史起源。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展的方式也是一樣。但是,如果說猶太復國主義成功地想象出了一個永恆的民族,但它卻沒能設法創造出一個世界性的猶太人的國家。今天,各地的猶太人都有權選擇移民到以色列,但他們中的大部分沒有選擇生活在猶太人的主權國家中,更多人選擇保留另外一個國籍。

雖然猶太復國主義沒有創造出一個世界性猶太民族,更不用說一個猶太國家了,不過,它卻催生出了兩個民族,甚至是兩個國家。令人失望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拒絕承認它們,並認為它們是非法的產物。現在,存在著一個巴勒斯坦民族,它是殖民化的直接產物。它渴求自己的主權國家,為其祖地的剩餘部分絕望地在戰鬥;同樣的,一個猶太民族準備全力捍衛它的國家獨立。與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不同,猶太民族沒有得到任何承認,即便它有自己的語言,正規的教育體系,以及在文學、電影和戲劇中表達充滿活力和動態的世俗文化的藝術傳統。

全世界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可能會捐款給以色列,會向他們國家的政府施加壓力支援以色列的政策。但最為常見的是,他們往往對那個被認為屬於他們的國家的語言並不理解,他們放棄加入到“已經遷移到他們祖地的民眾”中,拒絕派他們的子女參加中東的各種戰爭。在一行行書寫這本書的時候,移民到西方國家的以色列人都比定居在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人數要多。我們還知道,如果他們那時能夠選擇的話,離開蘇聯的絕大部分猶太人都會直接移民到美國,像一個世紀前的講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人一樣。(而且,如果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對來自中歐和東歐的移民採取閉關政策——一項針對逃離納粹迫害的難民及在“二戰”後逃離歐洲的猶太人,長達數十年的難以饒恕的政策——作為國家的以色列還會誕生嗎?)

對於那些自認為是猶太人的人來說,今天的中東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這其中的原因在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否認一個以色列民族的存在,他們只是把它視為“猶太民族”所從事的必須持續的殖民地化的“橋頭堡”,而猶太復國者們更願意把它包裹在一種自我封閉的種族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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