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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權威衰落的時代,重溫伽利略的戰場


知乎專欄|作者帶我們走近科學基礎的奠基者,並向他們學習應對當前危機的方式。羅浮宮里有一幅氣勢恢宏的油畫——《聖保羅在以弗所的傳教》。在這幅厄...

- 2019年5月11日16時59分
- 科學文摘 / 知乎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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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帶我們走近科學基礎的奠基者,並向他們學習應對當前危機的方式。

羅浮宮里有一幅氣勢恢宏的油畫——《聖保羅在以弗所的傳教》。在這幅厄斯塔什·勒·敘厄爾(Eustache Le Sueur)繪於1649年的作品中,一位憤怒的傳教士舉起了右手,仿佛在斥責眾人一般,左手則握著一本《聖經》。底下的聽眾或屏氣凝神或惶恐不安,還有一些人正忙著將書扔到火堆上。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有些書上畫著幾何圖形。

厄斯塔什·勒·敘厄爾的作品《聖保羅在以弗所的傳教》。來源:RMN-Grand Palais(羅浮宮)©Gérard Blot


畫中這一併不隱晦的信息呼應了1623年伽利略說過的那句名言:「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言下之意,那些能破解自然之書的人應當享有與牧師一樣的權威。這在當時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伽利略所處的時代有兩大權威:教會和國家。伽利略嘗試證明科學家擁有第三種權威,而這種權威應當得到政治家、牧師以及另有企圖的擁護者的重視。伽利略的嘗試沒有成功,至少在一開始沒有成功。1633年,伽利略接受審判被定罪,餘生都被軟禁,直到1642去世。不過,及至17世紀末,歐洲政府開始承認伽利略曾試圖建立的這種權威,並對各大科學學院、講習班和科學家給予支持。

如今,聖保羅又回來了:科學的權威性再次受到了挑戰。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國際層面,從氣候到醫學,政治領導人都在「信心十足」地反駁科學結論,代之以謠言和斷章取義的真相。我用了5年時間去探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說教、譴責或吶喊「科學有用!」是無法改變現狀的,扔出一堆統計數據和圖表更是無濟於事。在我看來,最好的做法就是借鑑那些倡導科學權威的先驅者的經驗,他們曾面對牢不可破的阻力,曾置事業甚至生命於不顧,不惜一切代價設計對策。在我的新書《科學陣地與世界》中,我分享了他們的故事,或能啟示我們如何對抗現代社會的反科學聲音。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人們難免想當然地認為科學的權威性是與生俱來的,並且很快就會自我復原,就像堅固的輪船在被大浪傾覆後又重新恢復一樣。但殘酷的真相是,科學其實更像Facebook,它的長處亦是它的短處。Facebook能讓我們互聯和分享,也因此有了被濫用的可能。與Facebook類似,科學是一種典型的探索方式,因為其具有技術性,易出錯,基於集體成果,並能夠重塑我們的價值觀。但也正是因為這些特點,連最頂級專家的權威也會被詆毀者罔顧。

科學的技術性在於數據解讀,數據解讀需要專業知識,這會讓科學顯得遙遠而又抽象,並讓許多政客對其視若無睹。(2014年,美國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Mitch McConnell在被問及氣候變化是否是真的時表示:「我又不是科學家,我關心的是如何保障肯塔基州的經濟。」)科學具有易錯性,雖然允許根據新的知識對科學記錄做出修正,但是這仍會讓科學處於被動地位,因為「真相還未水落石出」。


科學的合作性質以及科學發現需要接受廣泛的檢驗可能意味著科研結果被視為精英利益或是利益偽裝的產物。此外,科學對價值觀的影響和作用,更會讓那些堅持特定價值觀的人打心眼裡抗拒。(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閉幕後,美國阿拉斯加前州長Sarah Palin 在推特上寫道:「那些說人定勝天的人既無知又天真。」)

如果我們不先去理解科學的這些弱點,這場與反科學的對抗就會淪為令人沮喪失望的「打地鼠」遊戲:反科學的聲音只會此消彼長,永無休止。為了遏制這種現象, 我們必須知道是什麼在推動這個「打地鼠機器」運轉。

那些倡導科學權威的先驅需要先摸透這個機器,才能制定出對策。擁有雄辯口才的伽利略正是這方面的高手。當他的敵人訴請神學裁決時,他利用對方眼中的權威給出了乾淨利落的還擊,比如他曾說:「《聖經》講的是如何進天堂,而非天體是如何運行的!」在當今世界很難照搬這一對策,因為當代科學的反對者不止有一個(宗教)動機,而是很多動機——貪婪、恐懼、偏見、便利、利益、政治,其中夾雜著不同程度的信任和不信任。伽利略很聰明地看穿了敵人的價值觀。如果今天我們讓伽利略就美國國會對科學發展的責任發表看法,他大概會說:「開國者讓我們創造法律,不是讓我們對創造立法!」

而反科學更像是一宗罪:與之戰鬥,既講究短期策略,又講究長期策略。關於長期策略,不妨借鑑那些引入西方科學的非西方國家的做法。這些國家當初需要知道,應以何種方式引入西方科學,才能使懷疑論者相信這麼做不會摧毀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

我在書中列舉了奧斯曼帝國的例子。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裡,奧斯曼帝國掌控著歐洲南部、亞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大部分區域,並在醫學、天文學和算術方面取得了極其重要的發展。但是,及至18世紀中期,奧斯曼帝國開始屢屢遭受嚴重的戰敗。

奧斯曼帝國的國王,尤其是蘇丹王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Sultan Abdülmecid

I)(1823–61)之後的繼任者,認為戰敗原因在於缺少西方式的科學。可是,他們能否在引進西方科學的同時仍保留穆斯林的虔誠和民眾的愛國情懷呢?奧斯曼社會上下為此展開了激烈辯論,從政府到大眾文化、小說、戲劇甚至卡通,無不可見這種觀點的交鋒。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第一任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1924年提出「知識和科學才是真正的嚮導」,這一論斷來自於深刻的自我反省,由此帶動了大規模的人文學科教育。這場辯論讓奧斯曼民眾變成了他們應該成為以及想要成為的樣子。科學權威依附於人民,而非那些工具、方法、表格和數據。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攝於1944年。來源:Fred Stein Archive/Archive Photos/Getty

在本書的末尾,我提到了德裔美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阿倫特僥倖逃過了大屠殺——1933年,她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1940年,她被運往一個集中營,並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阿倫特在一個人權泯滅、道德權威缺失的時代中度過了一生。如今,她筆下關於政治、真相和謊言的深刻思考再次被引用來評價當今可悲的政治現狀。其中最為相關的是她對權威的解讀。她認為權威並非先天存在,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真相本身並不具有權威性。只有依賴那些能創造她稱之為「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機構才能夠建立權威。若沒有這些機構,那些毫無個人成就的人,那些自以為是滿嘴套話的人,那些習慣極端化的人,以及那些為求曝光率而誇誇其談的人,都有可能攫取到權力和影響力。為了深入說明這一點,阿倫特反思剖析了人性的整個演變過程,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等著作中給出了非常透徹的解讀。

科學權威的消解也是同理,從否認疫苗用途到川普政府對伊朗核協議的矛盾態度——伊朗核協議得到了科學家群體的支持,便可見一斑。事態發展到這一步並不是一夜之間的結果,而是傳統受到侵蝕的結果。我們需要回顧一路以來,科學權威如何被建立起來,遭受攻擊,得到捍衛,與社會唇齒相依,又逐漸走向衰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科學與社會漸行漸遠的當口做出反擊。激勵人們邁出這第一步,正是我作此書的初衷。

《科學陣地與世界:十位思想家帶我們認識科學和權威的歷史》(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What Ten Thinkers Can Teach Us About Science and Authority)

作者:Robert P. Crease

出版社: W. W. Norton (2019)

原文發布在2019年3月18日《自然》書籍與藝術版塊,作者:Robert P. Crease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87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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